一九五七年三月，陽明山的美軍宿舍外響起兩聲槍響。革命實踐研究院職員劉自然倒在排水溝邊，開槍的是美軍顧問團上士雷諾。他說：那是一個偷窺的人。林劭衡是顧問團的臨時翻譯員。那一夜，他站在屍體與口供之間，發現每一個字都有兩種譯法：prowler 可以是「夜行人」，也可以是「形跡可疑之人」；死者可以有名字，也可以只是一個狀態。他的妻子莉平在打字舖替人打陳情信，弟弟柏廷是最早到場的警員，撿起一枚沒有人要編號的鈕扣。兩個月後，八名美軍軍官組成的軍事法庭判雷諾無罪。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劉自然的遺孀站上大使館前的人行道，胸前掛著白底黑字：我控訴，我抗議。中午過後，群眾翻過了鐵門——這是戰後臺灣第一次，人民的憤怒淹過一座外國使館。這不是一個查出真兇的故事。真兇從第一頁就有名字。這是一個關於「誰有權寫下紀錄」的故事：口供被誰翻譯、證物被誰帶走、錄音在哪一秒被剪掉、條約的中文和英文為什麼不一樣。臺灣裂縫六部曲之五，寫給每一個曾經問「為什麼不能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