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頒國際學術大獎的社會報導巨作從馬尼拉到臺北 揭開超過二十二萬個家庭屋簷下的跨國照顧鏈呈現家務移工在多重限制中的生活與情感看見雇主在「照顧外包」與「傳統孝道」之間的兩難與拉扯穿透學術框架的動人敘事，捕捉女性移工在異鄉的勞動身影本書是來自田野現場的深入觀察與社會紀實，同時也是一本論述嚴謹、深具國際聲望的學術巨作。由臺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撰寫，將生硬的社會學研究轉化為如電影般生動的敘事，讓藏匿在臺灣日常生活背後的移工故事躍然紙上。書中聚焦於目前已超過二十二萬人的女性家務移工。來自菲律賓與印尼的她們，以短期契約過客的身分，在臺灣社會的邊緣角落默默支撐著許多家庭的舒適生活與孝親照顧。然而，在現行的制度與偏見下，她們往往被視為廉價勞動力或沈默異鄉人。透過作者的筆觸，我們得以用移工的視角重新觀察世界：中正機場成了探索不確定未來的旅程起點、臺北火車站是灰姑娘翻轉角色的假日後臺，而寄回家鄉的一瓶Qoo果汁則託付了母親給遠方子女的補償性愛意。藍佩嘉透過訪談九十三位菲、印籍移工與五十一位臺灣雇主，立體呈現家務移工在多重限制下的生活、情感與能動性，以及雇主在孝道倫理、性別分工與勞雇關係之間的掙扎與兩難。這本書不僅讓我們理解移工的命運，更像一面鏡子，反映出臺灣雇主家庭內部脆弱的親子、夫妻與婆媳關係。本書最初於二○○六年由杜克大學出版英文版，隨後作者以返璞歸真的母語重新改寫，用淺白易懂的文字與真實故事，試圖跨越理論的藩籬，以最深刻的生命感動喚起讀者的共鳴與省思。本書獲得美國社會學會、國際亞洲學者會議、台北書展大獎、金鼎獎、開卷好書獎等獎項肯定。新版在原書基礎上，增添新版作者序及臺灣移工政策二十年來的變革。┈┈┈┈┈┈┈┈┈┈┈┈┈┈┈【本書特色】l 國內外獎項背書 × 可讀性強國內外社科最佳書籍等肯定；更易讀、像小說一樣好看，兼具學術嚴謹與報導文學張力。l 第一手田野 × 真實群像橫跨家中「前臺／後臺」到城市「週末聚落」的深描：訪談58位菲籍、35位印尼家務移工與51位臺灣雇主，移工能動性與雇主焦慮都躍然紙上。l 臺灣家內政治 × 實務解方直面「家務移工」、契約束縛、族群刻板印象與性別權力；讀後能反思親子與夫妻關係、雇傭互動，並附行動方向與政策建議。┈┈┈┈┈┈┈┈┈┈┈┈┈┈┈【作者介紹】藍佩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曾於史丹佛、哈佛、柏克萊、早稻田、京都、紐約大學等校擔任訪問學者，研究領域為國際遷移、性別與家庭，擅於從日常生活考察結構性的社會不平等。著有兩本英文專書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Duke 2006）、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Stanford 2018）及三本中文專書《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雇主》（行人，2008）、《拼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春山，2019）、《成為「新二代」：多元文化與地緣政治下的跨國婚姻子女》（春山，2025）。個人網頁：www.lanpeichia.com┈┈┈┈┈┈┈┈┈┈┈┈┈┈┈【內文試閱】新版序 我們都是穿越時間的移民“We are all migrants through time.” - Mohsin Hamid (2017)2018年夏天，我重訪馬尼拉這個多年不見的城市。燥熱的街道上塞車依舊，除了華麗喧囂的Jeepney（共乘吉普車），更多人使用Grab（類似Uber）手機App叫白牌計程車在混亂的車陣中緩慢移動。市中心開滿了服務美國客戶的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提供相對優渥的薪水，年輕的客服人員剛上完大夜班（美國時區的白天），在商場裡吃著價格不菲的早午餐，撫慰模仿美國口音、操演情緒勞動的身心。我在臉書上陸續找到幾位二十年前的受訪者，這次來訪跟Gloria與Priscila約上見面。我們約在百貨公司美食街見面時，大家都有點陌生與緊張。二十年前的我，還是在美國念書的年輕博士生，她們也才三十出頭，一轉眼，魚尾紋、白頭髮都攀上我們的眼周髮際，在菲律賓的她們甚至都當上了阿媽。晚上共宿在我的飯店裡，才嘰嘰喳喳地打開話閘子。那個誰如願嫁給美國筆友，生了混血寶寶；那個誰成功移民到加拿大當護理師；那個誰跟臺灣人結婚了，現在拿了臺灣身分；那個誰一直想結婚卻無法脫單，幾年前在菲律賓因為癌症而辭世。Gloria結束臺灣的工作後，有護理師背景的她，後來成為移工培訓中心的教師，甚至到中東訓練當地的看護移工。她近來也在臉書上連絡到當年在臺灣照顧的孩子，「都大學畢業在上班了！」Gloria笑著比畫他們當年小學生的身高。這些臺灣孩子驚訝地發現Gloria原來是個護理師、現在還是個老師，他們問Gloria：「你當年怎麼沒有告訴我們？」Gloria淡淡地說：「我覺得很丟臉啊，我是一個專業者，但是我在臺灣當保母。」Priscila在臺灣工作後，又去了香港、以色列做幫傭、看護，慢慢存了一筆錢，有投資頭腦的她，開始做一些商品進口跟外幣買賣，現在可以透過商品與貨幣的移動來取得經濟收益，自己不用再度地理遷移。本書中的跨國灰姑娘，隨著工作遷徙到不同的地點，有些在遷移旅程中經歷向下流動的心理掙扎，有些在遷移旅程後得以累積向上流動的資本。我在本書中曾經有點悲觀地預期他們的下一代，可能會再製灰姑娘的命運，成為下一代的家務移工，但隨著菲律賓經濟的活絡、國外工作機會的增加，他們的子女的未來遷徙路徑也更加多元，或可前往日本工作、取得永居的機會，或可在call center工作，進行某種形式的「虛擬遷移」。《跨國灰姑娘》的中文初版出版於2008年，即便部分相關制度已有改變（請參見本書附錄二的更新），本書所描繪的移工勞動與照護處境，仍然非常貼近當下的社會現實。藉由撰寫這篇序文，我得以回望移工朋友人生處境的種種變化，也檢視臺灣移工與照護體制經歷了怎樣的變與不變，以及我自己的人生歷程如何穿越空間、時間、社會角色的遷徙。臺灣的移工體制發生什麼變化？我在2008年出版《跨國灰姑娘》第一版時，臺灣僅有36萬的外籍勞工，其中包括將近17萬名外籍看護工（被政府稱之為「社福外勞」）。過去這十多年來，移工的人數持續攀升，2026年初的總數已逼近90萬，外籍看護工人數超過22萬。政府過去一再宣稱移工只是「補充性勞動力」，但面對少子化、缺工的未來，移工將是臺灣勞動力市場中不可或缺的一塊，甚至是移民社會的重要組成。書中描述的移工體制，在二十年後出現了以下的重要變化：（一）市場供需：移工聘僱人數成長，但招募面臨挑戰在過去，由於移工勞動力的需求明顯低於供給，讓臺灣仲介與雇主在跨國交易過程中有較大權力，如今，跨國移工市場的權力槓桿，從輸入國（臺灣）支配的買方市場，逐漸轉向為輸出國得以抗衡的賣方市場。2020年後受到疫情影響，國境管控下的遷移停滯、國外勞動力供給驟降，在臺移工反而獲得更多議價能力，甚至是跨行業轉換的機會。但其實看護工供不應求在疫情前就已經出現，即使「捧著錢也請嘸看護」，連帶拉高非法外籍看護每月薪資行情，黑市價格已喊至25,000到30,000元。缺工情形不只發生在看護工，製造業移工的需求，在臺商回流、中美貿易戰後也快速擴張。2010年確立「3K五級制」，製造業外勞配額不再有總體控管。2013年後，一般產業可用外加就業安定費方式取得外籍勞工配額，新增投資案與臺商回臺投資案更得到移工增額、免外加就業安定費等優惠。2026年起，勞動部推動「跨國勞動力精進方案」，進一步擴大移工聘僱，包括製造業可透過加薪本國勞工來換取移工配額，開放旅宿業、商港碼頭自海外透過直接聘僱引進外國技術人力、鬆綁留用限制等，反映跨產業雇主對移工的大量需求。家庭類雇主也陸續放寬聘僱資格、擴大對移工的需求。按照現行制度，八十歲以上長者免經巴氏量表評估即可聘僱外籍看護，外籍家庭幫傭的聘僱自2026年四月也出現重大轉向。過去外籍家庭幫傭的聘僱資格高度限縮，主要以「多子女」或「點數制」作為門檻，如有3名以上未滿六歲子女，加上一名七十歲以上的長者，累積達16點以上才具備申請資格。以因應少子化並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為理由，政府2026年大幅放寬外籍家庭幫傭的申請條件，只要家庭中有一名未滿十二歲的兒童，即可提出聘僱申請。此舉象徵著國家政策方向的轉變，過去聘僱外籍幫傭局限在高照護需求的家庭，轉向支持將家務與託育外包給移工，不過，由於就業安定費仍維持在每月5,000元（聘僱外籍看護工為2,000元），只有高經濟收入家庭才能負擔。這樣的政策轉向，減輕家庭託育負擔的效益有限，而對於託育公共化的推動可能有不利的影響。除了需求上升，來臺移工的供給受到多重因素影響有下降趨勢：首先，東協輸出國的發展快速，本地就業機會增加，高教也擴張。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世代移工，對於海外生活與勞動條件有更高期待。他們在遷移地點上也有更多選擇，臺灣未必成為首選。其次，韓國、日本對移工需求大幅成長，由於薪資明顯高於臺灣、移工負擔費用相對低，雖然語言學習與技能訓練的時間可能長達一年，仍吸引移工高度興趣，尤其大學畢業生。我後續的研究探討日本如何因應人口老化與勞動短缺等問題，陸續開放新制來招募看護移工。包括2008年開始與菲律賓、印尼、越南政府先後簽定EPA（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招募護士與看護的實習生；2017年開放介護學校的外國畢業生留日工作，考得證照後可長期居留；2019年進一步修正《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開放「特定技能」簽證，首度以勞工範疇引進外籍勞動力，保障與日本國民相同的最低工資（16到20萬日圓）。日本的制度與臺灣相當不同，重視看護移工的專業技能，只能在機構（醫院、安養院）工作，排除私人家戶僱用，但積極透過語言與文化訓練來培養「專業他者」的同化。（二）居留、轉換與仲介費：臺灣政府、國際稽核與輸出國政府的介入雖然移工作為「客工」的邊緣地位仍然不變，但在工作期限、轉換雇主等方面的權益有所提升。透過《就業服務法》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等條文修改，移工在臺工作年限從1998年最長可居留年限為三年，到2001年放寬為六年、2012年延長至十二年，2015年再度修法，允許外籍看護工經評點制度，可展延至十四年。2022年，行政院核定「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移工具備年資、薪資與技術條件等規範，可申請轉任為中階技術人力，取消工作年限限制。以中階身分工作連續五年以上，可申請永久居留。不過，到2025年底，轉換為中階移工身分的人數仍然相當有限，總核可人數只有63,000人，其中六成為看護移工。本書研究期間，臺灣僅有限度地開放移工在遭遇特殊情況時，得以申請轉換雇主，這些規定在兩波改革後陸續放寬。2008年後開放「期滿前轉換」，在雙方合意或三方合意的狀況下，移工可以與原雇主解約，轉換為新雇主工作。2016年就業服務法第52條修法後，廢除外籍移工三年應出國一日再入國工作的規定，移工在契約三年期滿之後，可選擇直接留臺續聘；不跟原雇主續聘的移工，若能找到新雇主，得以「期滿轉換」。不過在實務上，由於仲介從海外輸入移工的利潤較高，國內轉換的工作機會僧多粥少，移工經常被迫付給仲介不低的「買工費」。再者，轉換過程也有時限和業別等諸多限制，加上轉換空窗期的安置問題和收入來源，導致許多移工在實際轉換上仍面臨許多困境。來自國內外的不同壓力共同促成了上述制度改革。例如，2015年美國國務院《年度人口販運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批評高額仲介費與母國債務有強迫勞動的嫌疑。國內移工團體也組織組成臺灣移工聯盟（MENT），積極向立法委員遊說，動員群眾走上街頭。此外，放寬工作期限的修法壓力也來自雇主，因為聘用空窗期造成人力調度困難。此外，跨國供應鏈也對電子業廠商造成具體壓力，要求落實「移工零付費」（Zero Placement Fee）原則。為了回應媒體對「血汗工廠」批評，跨國公司共同建立跨國供應鏈的稽核機制，「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簡稱 RBA）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產業聯盟，成員包括英特爾（Intel）、惠普（HP）、IBM、戴爾（Dell）、飛利浦（Philips）、蘋果（Apple）等。RBA向全球供應商發布準則：「所有勞工不應為了被僱用而支付任何費用，尤其是外籍移工。」包括海外的聘僱費、體檢費、簽證費、機票，再到入國後的一切費用，全都由雇主支付，甚至要求追溯至2016年後入國的移工都必須由廠商退還費用。除了電子業，紡織等其他產業也開始感受到國際壓力，如生產自行車的巨大集團在2025年9月遭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CBP）指稱涉及「強迫勞動」而被扣押貨品。外籍看護工的仲介費用也出現明顯降低，主要源於招工困難。在跨國看護市場中，臺灣與其他輸入國對於看護的需求都持續提高（臺灣雇主要跟其他國家競爭），但印尼移工在看護工市場占支配地位（缺乏其他國家移工競爭），加上臺灣法令維持看護工相對低的薪資與勞動條件（此工作位置是價值低的商品）。海外勞工對於這個辛苦、需跟雇主同住、又相對低薪的工作意願降低。在這樣的狀況下，聘僱成本多改由雇主負擔，仲介在挑工前就會先跟雇主收取一萬五到三萬臺幣不等的費用，作為買工費及文件費，之後再按照印尼政府規定跟移工收取相關費用，包括機票、護照、體檢等。除了市場供需，輸出國介入也是造成不同產業、國籍移工處境差異的重要因素。菲律賓與印尼政府，近年來面對國內要求積極保護國外公民的壓力，不時透過雙邊會議與臺灣政府談判議價。菲律賓政府2010年頒布強化海外勞工保護的RA10022法案，隔年開始嚴格取締超收仲介費，鼓勵移工檢舉，並從官方施壓要求仲介退費。在印尼政府壓力下，臺灣勞動部在聘僱外籍監護工的定型化契約裡明確地規範雇主應付費用，2020年8月，印尼政府進一步要求海外雇主支付全部仲介費用。印尼政府對於看護工市場有較多介入與管制，透過訓練與證照強化看護勞動力的價值，而對製造業移工採自由放任的態度。最後，新生代的移工也在通訊科技的媒介下，更容易形成人際連結、生活世界的擴充以及自我發聲與培力。不同於2000年初的移工必須透過電話卡或上網咖來跨國聯繫，現今的移工更熟悉通訊科技的協作，即便身處不同位置與時區，親子之間得以密集互動與虛擬共在。移工也利用網路來傳播、取得招工資訊，甚至兼任「網路牛頭」。與雇主同住的家庭看護工，藉著在社群媒體上直播，得以向外擴展人際網絡、甚至經營直銷、代購等商業活動。科技突破了空間的藩籬，讓灰姑娘不再受限於午夜的宵禁，網路世界既是她們華麗變身的展演前臺，也是她們在勞雇關係中喘息、做自己的私密後臺。 (未完待續)第五章 灰姑娘的前後臺某次週日彌撒後，我跟Luisa及幾名菲律賓移工朋友到一家美式速食連鎖餐廳吃午餐，如同往常，店裡坐滿了一群群移工，在象徵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色雙拱商標下，她們開心地吃著薯條和漢堡。在這個消費時段，只有少數的臺灣顧客，空氣中流動著菲律賓的家鄉話、同鄉團聚的熱情興奮，與離開雇主管轄區的輕鬆自由。我留意到Luisa帶了一個裝著衣服的袋子，隨口笑她一大早就忙著逛街購物。她搖頭，有點難為情地解釋：「不，這些是我回家時要換的衣服。我在外面時，想要看起來聰明、時髦。」Luisa輕撫著身上穿的象牙色絲質襯衫：「穿著這樣的衣服，我看起來像個企業經理（business manager）。」她指著袋子繼續說：「那些衣服，我在市場買的，只要臺幣100塊！穿著它們我就變成『管家經理』（house manager）。」爽朗的幾聲大笑後，她的上揚嘴角化為苦澀的自嘲：「所以我回家前要換衣服、卸妝、把迷你裙換掉。我在家裡像個完全不同的人。你知道的，就像灰姑娘一樣！」移工灰姑娘跨越的不只是菲律賓／印尼與臺灣之間的國界，她們的遷移旅程也來回穿越多重的空間場域，包括雇主的家、城市的公共空間，休假時返回的家鄉，甚至透過電話與網路而連結出的虛擬空間。在這些多重的地理尺度中，空間不單純是固定的物質場域，而是透過人們認知與經驗時空關係的方式造就了空間的樣態。同一個地理空間，對不同的居民來說，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意義與功能。和雇主同住在一個屋簷下，家務移工在這個「家」中的位置，卻是高度邊緣化的；工作與居住場所的合一，讓她們難以保有隱私空間。同樣是異鄉人，社會階層低的家務移工不像專業外派人員，可以享受外國人的特權優勢與「世界人」的尊貴身分，她們是全球城市中的底層階級，能夠使用的公共空間與社會資源非常有限。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用「前臺」與「後臺」的戲劇學比喻來理論化人們的日常互動模式。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如演員，會持續因應不同的觀眾與情境，來展演自我的形象。而這樣的印象表演是有時空限制的，「前臺」（front region）指的是有觀眾在場、進行特定表演的區域，在前臺受到抑制的某些行為則出現在「後臺」（backstage）。我認為這樣的概念非常適合用來闡明跨國灰姑娘在不同社會空間中的角色轉換與情境表演。我更進一步擴展高夫曼的概念來分析社會空間中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從此觀點來看，人們如何刻畫空間界線、協商空間意義與再現空間樣態，構成了一處日常生活的鬥爭場域，雇主與移工雙方皆在其中展現權力的控制與抵抗。跨國灰姑娘並非只留下玻璃鞋，等待王子來拯救她脫離苦難。家務移工利用商品、科技與其他人群的跨國流動，幫助她們重構社會空間。雖然空間可能成為施行勞動控制與族群隔離的工具，但空間也是移工們施展能動性的重要媒介。她們利用生活科技（尤其是行動電話）來鬆動工作上的時間與空間的局限、經營跨越地理國度的人際網絡。她們將火車站、公園等城市公共空間，轉化為聚會平臺或暫時家園，在週日的集體現身中，用八卦當作抵抗武器，用消費建立自我培力。家作為工作前臺一位臺灣雇主如此評論她請的外籍女傭：「我們家女傭並不完美，誠實是她唯一的優點。我們整天在外工作，把家和孩子都託付給她，誠實和信任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在保母施虐、孩童綁架等犯罪新聞頻頻占據報紙首頁的當代臺灣社會，很多雇主都像這位受訪者一樣，掛念家中財物及孩子的安全，擔心外來者可能造成的威脅。她們對「危險的外來者」的憂慮，更因僱用的是外籍勞工而強化。弔詭的是，雇主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的避風港」，卻把自己的家轉化成一處充滿紀律與監視的場域。雇主的勞動控制，不僅止於移工的工作表現，她們的私人生活與道德品性都受限於時間管理與空間監控的框架下。區隔、隱私、監視日常生活的家庭空間布署，確保了雇主與移工的地位區隔。在西方傳統中，主僕隔離最明顯的空間安排就是樓上、樓下分住的模式。臺北和其他亞洲城市由於地少人稠，家戶空間多坪數不大，所以很少見到獨立出入口及樓梯、室外廁所或傭人房等空間規劃。在這樣的緊密居住空間中，雇主的空間控制手法，必須比完全隔離的模式更為細緻，且時常對移工的隱私更具侵入性。有些雇主會界定明確的規則，清楚劃分家務移工可進出的領域。更常見的是，勞雇雙方發展出一種默契，知悉家人與女傭應如何以權力不對等的方式，使用共享的家戶空間。當我問雇主與一個非家庭成員同住是否會不方便，他們常如此回答我：不會啊，因為她會做隱形人！她一看人多，就會躲在廚房，躲在陽臺，讓客人看不到她，她是well-disciplined。這是客人來的時候，那如果是你們家人在看電視呢？也是一樣啊，她都躲在陽臺，這真的是非常有教養的。躲在陽臺喔？我們陽臺大大的，view又漂亮。住所的不同空間組成，在家庭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與意義。客廳與餐廳是家人社交之處，也是招待客人的前臺區域。相對起來，廚房與陽臺被歸類為是家務幫傭活動的地方。她在這些後臺區域煮飯、洗衣，日復一日操持家務。此外，洗手間、傭人房（如果她有的話）、小孩房等，也是她較能使用的地方。很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和她們照顧的小孩或病人住在同一個房間，以提供隨傳隨到的協助。這樣的居住安排嚴重侵犯移工的隱私，並導致情緒與勞動的剝削，如同以下兩位移工所言：我在這裡一點隱私也沒有。剛開始，他們不敲門就進房間，我可能只穿著短褲或甚至內褲。〔有時候〕我想要睡了，他們卻進房跟她〔癱瘓的病人〕聊天，我根本沒辦法睡。甚至在半夜，不管她什麼時候醒來，我都要跟著醒來。她需要什麼，我都得提供。我和小孩一起睡。我唯一可以休息的地方是廁所。我常跑到頂樓的廁所，沒人會用的那一間。打掃完那間廁所後，我常常坐在那裡哭！我祈禱：「主啊，我想要回去菲律賓！」有些雇主為了便於監視或空間不足，要求移工睡在客廳的沙發床上，或者睡在附有半透明紙門的和室裡（許多家庭要求移工起床後把被褥與私人用品收好，白天作為雇主家庭使用的休閒空間）。為了保護隱私與安全，家務移工會試著將她們睡覺的開放空間「後臺化」。例如，有個移工晚上會在她的和室房掛上許多衣服，好讓紙門看起來不那麼透明。另一個睡在客聽的移工，在晚上會移動茶几的位置，擋在她睡覺的沙發床旁邊，這樣如果半夜有人試圖靠近、侵犯她的私人領域，她可以馬上察覺。雇主的私人家庭領域如今成為充滿勞動監視的工作場所。孩子可能遭受保母的虐待或忽略，是許多白天在外工作的雇主心頭縈繞不去的擔慮。這些雇主通常依靠某些設備或代理人來進行監視。有些雇主上班時，會不定時打電話回家，以此遙控監看家中情況，或者趁午飯時間無預警地回家查看；有些拜託白天在家的家庭主婦鄰居幫忙看管移工，或請託大樓或社區管理員禁止移工任意外出。更具侵犯性的監視方法，如偷偷在家裡安裝錄音機或攝影機，雖然在我訪談的對象中不常見，但也並非沒有。最常見的狀況，是請小孩的祖父母來扮演監視家務移工的代理人。有些雇主說，如果不是跟父母同住，他們是不敢僱用移工的。典型的說法是：「你把小孩留給一個陌生人，尤其是一個從國外來的陌生人，怎麼可能放心呢？但以我的例子來說，我婆婆和我們同住，有個人在家看著比較好。」核心家庭的雇主可能拜託住在附近的祖父母白天三不五時造訪家中，其他雇主則可能上班前將小孩和移工一起載到祖父母家，下班後再接回。然而，在私密的家庭空間進行勞動監視，對有些雇主來說，感覺很尷尬或不自在，於是他們試圖加以掩飾，例如，他們會假裝突然回家是因為「忘了東西」，祖父母則常用「想念孫子」為理由，前往視察移工情況。「我們怕她會變壞」儘管家務移工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獨自在家，但仍有一些機會可以外出。她們經常因工作所需而到超市、醫院（照顧病人）、學校和公園（接送與陪伴小孩）等地方。在臺北市，傍晚拿垃圾出去丟，等待垃圾車來臨之前，是另一個移工可以離開雇主家、遇見其他移工鄰居的機會。這些地方都是她們可以稍事喘息、遠離雇主，並與同鄉連絡的後臺區域。然而，雇主對移工的監控並不只止於家庭空間，也延伸到移工外出的空間。如第一章所述，勞委會極度關切外籍勞工的「逃跑」問題，而雇主也會因為移工的行蹤不明而付上相當代價（導致配額凍結）。許多雇主因此把防止移工逃跑視為管理重點，而衍生若干控制手段。例如，許多雇主或仲介業者會在移工停留臺灣期間扣留他們的護照，儘管這樣的行為已被勞委會明文禁止並處以罰鍰。4此外，大部分的仲介業者都建議雇主不要讓移工在週日休假，尤其是契約剛開始的前三個月或六個月。有些雇主則要求移工把休假日排在非週日的時候，以避免他們與其他移工走得太近。雇主監控移工最極端的方式，是不給她們家中鑰匙或不允許她們擅自離開住所。多數雇主採用較隱晦的方式來監控移工的行蹤。有些會在移工休假時，檢查她們的房間或個人物品，看看有無任何不尋常的蛛絲馬跡顯示移工會逃跑；有些會向電話公司索取移工的電話帳單明細，以便多了解移工的社交連帶。當這些雇主對我描述這些行為時，看起來都不太好意思，但仍強調自己是移工在臺灣的監護人，以此合理化對她們隱私的侵犯。「我們不是侵犯，我們只是關心。」一名雇主如此說。許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在週日加班工作，在有些個案裡，是因為需要持續照顧新生嬰兒或病人，然而，也有許多雇主如此要求是基於控制的理由。淑華解釋說：「我們不介意付她加班費。我們只是不想讓她出去，和太多朋友鬼混。待在家裡比較好，不做事也沒關係。」臺灣雇主間普遍認為，讓移工休假一定會導致負面的影響：「我們怕她一旦去教堂和其他菲傭交往，會變壞。」「我們在契約裡特別註明不放假。我們怕她們一去教堂會被汙染。」雇主所說的「變壞」和「被汙染」，究竟意謂著什麼？為什麼連教堂這樣的神聖地，都被雇主貼上汙染源的標籤？在這些被理解為可能的威脅的背後，雇主真正心懸的重點為何？我認為，雇主限制移工行動的首要目的，是讓他們與被認為是危險來源的移工社群保持距離。在臺灣，天主教堂和多隸屬教會的非政府組織是提供移工法律資訊與協助的主要管道5移工在週日彌撒及之後的聚會中，會互給建議、交換策略。雇主擔憂移工社群帶來「汙染」，其實怕的是，移工會比較彼此的工作環境，逐漸察覺到自身的權利，而懂得跟雇主爭權議價。許多雇主心懸的另一個煩惱是，移工放假後會交男朋友而可能「變壞」。我訪問的不少移工都有親身經驗，例如：「我家女主人老問我在教堂有沒有和其他男人見面」，或「他們不喜歡我每個星期天都出去，因為他們怕我做壞事。」這些雇主認為，他們的外籍女傭和移工男友約會是一種道德墮落的行為，可能導致懷孕或「逃跑」的後果。由於先前發生過移工和男友聯手犯罪的新聞事件，有些雇主也擔心、害怕移工交男朋友和綁架、搶劫的可能關聯。6Peggy是其中一例。當她發現她僱用的菲籍女傭交了一個菲律賓男友時，她立刻中止契約、把該名移工遣返。她認為自己處於一個兩難處境，一方面要尊重移工的個人權利，另一方面要撫平自己對小孩安全的焦慮。訪談時，她告訴我：「我知道她有權利去約會，我們也許不該限制她，我先生也是這樣跟我說……。」低頭陷入幾秒鐘的沉默後，她抬起頭為自己愛子深切的行為辯護：「可是我真的很害怕、很擔心我兒子，他就睡在女傭旁邊的房間。你知道嗎？我每天晚上都醒來好幾次，跑去我兒子房間看，擔心他是不是已經不見了。」除了「不准約會」的規定之外，家務移工通常也被禁止在雇主家裡接待訪客或在朋友家過夜，即便是休假時。女性家務移工所受的規訓，和父權家庭對女兒行為的監控其實極為相似。在雇主眼裡（尤其是女雇主），女性移工可能會勾引男性或製造麻煩，這些擔慮合理化了他們對女性移工的道德控制，甚至是隱私的侵犯。這些空間監控策略強化了家務移工在家庭生活中的附屬地位，並且鞏固了族群和性別的道德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