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八歲那年經歷了性暴力，自此在台灣義務教育的體制中，逐漸學會沉默與逃避。沒有人問她想成為誰，只要求她照著既定的路走。這是一段從傷口中尋找出路的過程，也是一場針對教育制度的提問：我們是否真的願意傾聽弱勢孩子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