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写】凡人终有一死,何不好好「处理」死亡? 张国立谈《乩童警探:死亡的深度》
文|翟翱
2019-07-08
张国立说起话来有种使命必达的坚毅。2019年,他开始写《乩童警探》系列,采访当时便向我透露后续几部曲架构,关于死亡的异想,悲剧的诞生。他藉推理小说,探问天人之际,融冷硬与在地于一炉。
第二部《双重谋杀》以连续杀人案为起点,两具离奇死亡的尸体有了交集——第二个尸者身上验出第一个死者的指纹。是活死人犯案,还是完美谋杀?天赋异禀的乩童警探「罗蛰」这回将更深入死荫之地。那里不止有谜底,还有自身的黑暗之心。
他曾说:「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好的推理小说是追查与己无关的案子,最终回到个人,面对本心。」张国立果真使命必达。
张国立自承是「希腊悲剧的信奉者」,但他并不悲观。新作《乩童警探:偏心的死刑犯》藉侦探小说形式,推演人伦的边界,复仇与救赎的灰色地带,十足沉重的题材,他却写得很过瘾,谈到后续系列作,一开口就是全新的点子,以及更奇诡的死亡。
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死亡带来新生,让生者不得不理出线索,解决谜团,也是自我挖掘的过程。这是张国立口中,推理小说教我们的事。
有一万步强迫症的小说家
溽暑中,我跟编辑在走到采访地点途中遇见张国立。他一身洁白衬衫配运动鞋,看起来神清气爽,一点也没有这时节在这盆地该有的狼狈。坐定后,我们从写作习癖聊到运动习惯,他说他有「一万步强迫症」,每天要逼自己用手机计步功能走一万步,否则不安心;如果回家只有九千多步,会用手摇。除此之外,还有固定的三十个伏地挺身跟哑铃训练。
牡羊座的他坦承自己个性很急,以前有个坏习惯是同时写三本小说,常常还在写这一本,就开始构思下一本,结果便是正在写的「写到一半就不想看它了」。上个月开始,他觉得这样太累,总有一天会搞坏身体,所以规定自己「一次只写一本」。兴致一来,还会写到忘记时间,是烟瘾逼得他停下来。
「很多人问我为何不戒烟,我说没办法。写完一本小说会整个人腾空,心里跟脑袋有一个大东西不见。爽,这爽不是一般可形容,需要大量抽烟,听音乐,无止尽的放松。我跟医师这样说,医师皱眉说:『你只是不想戒烟吧。』」
他开玩笑说因为音乐要放很大声,所以前后住过「三坑」——安坑、深坑、福德坑。他也曾在内湖定居,后来因为人变多就搬走了。如今住三芝,六十四岁的他想骑脚踏车从三芝往返台北,因为老婆阻止,迟迟未成。不过,他给自己的六十五岁生日礼物是到西班牙走朝圣之旅,足足走二十天。「老婆还在努力阻止我。」张国立说。
好的作家得具备什么条件,不好说,但气长的作家大抵都有自持规律的生活,就像村上春树慢跑,张国立与他的一万步强迫症。能从八零年代写到现在,张国立对成为怎样的小说家有自己的看法,「作家有两种,第一种像沙林杰,第二种像劳伦斯・卜洛克。卜洛克从廉价黑色小说杂志起家写到变大师,很爱写却出名很晚。我一直在想:自己想做一个二十岁就出名,只写过一本代表作的作家,还是一辈子在写的人?也有人跟我说:『国立老师你不应该写这种小说。』难道我该写《战争与和平》吗?我想沙林杰也面临一样的问题。」
戏剧让他了解真实可以乱七八糟
不该写哪种小说?张国立没有解释。他大学开始写作,写过历史、推理,以及极度内省的存在主义小说,讽喻时事的新闻小说。当兵两年染上戏剧狂热,从希腊悲剧读到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场,写剧本投稿到姚一苇主编的《现代文学》。退伍后,他写了三个月的小说,登在《中外文学》,其中有一篇叫作〈最后的战役〉,受到学院很认真的评论,这让张国立「觉得自己可以继续写」。
「写剧本,让我了解写作不只是跟自己说话,也要跟别人说话。只是跟别人说话之前,你必须跟自己对话。我读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场,受用很大,他强调出戏的作用,要读者对故事保持警觉。我们的教育一直教导我们真实,没有学过幻想如何可能。戏剧让我学到,可以跑到真实之外,真实可以乱七八糟。」
除了戏剧,记者生涯也影响张国立的小说家之路。「以前在报社,我都是最后一个走的,其实是在写小说。我是坐不住的人,因为写稿才坐得住办公室。」张国立在《中华日报》跑体育线,报导运动会要赶六点的电报发稿,等于在运动场上就得写稿,练就了随处可写的本事。
《中华日报》因为是国民党底下的报纸,规模不大,也不大管谁在看,采访任由张国立写;他就近观察人情世故,把一则则体育报导变成精炼的人物速写,比如古金水,「大家都知道他很厉害,十项全能,但他有个毛病,就是容易因为压力大、紧张,十项里常有一项零分,因为太紧张犯规。一个运动员在他最拿手的项目零分,这中间有多少挣扎!」
▲张国立当记者时采访军事新闻,在德州沃斯堡与 F-16合照。
运动场上,使命与心的极限,成为张国立为人物立传的绝佳素材,帮助他塑造角色更得神采。「当时有位田径好手,一百公尺能跑十秒四,却在左营训练中心莫名得罪上层被赶出来。全国比赛时,他不能晋级也来参加,又跑出十秒四的成绩。我说你来参赛不是白忙一场吗?他说他要证明对方想杀鸡儆猴,却杀到了猴。」
除了运动选手,张国立也曾采访许多作家,其中七等生最令他印象深刻。「当时我开车到苗栗找他,在一条乡间新铺的柏油路上,两旁是雨后嫩绿色的稻田,只见七等生站在那,瘦瘦的,留着长发。我停好车,七等生端出为我准备的公卖局葡萄酒。我当时觉得匪夷所思。采访中,我进入了七等生的世界,那时候他写〈我爱黑眼珠〉,受到很多非议。我边采访边和他讨论道德,我才知道那就是七等生的思想。」
有趣的是,尽管张国立得过皇冠大众小说奖,却认为自己「不够大众」。「我的偶像是海明威,受他影响最多的是小说对白。所以我写小说有个问题,会让读者卡住。为何?我相信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小说不需要把冰山写出来。」大平先生(平鑫涛)曾委婉劝他,不那么海明威的话,可以更受欢迎,然而他依然写自己的。
或许,对张国立而言,这些走过一遭便足矣。就像他前阵子考上旅游领队证照,带了一次团就厌倦,他说自己不想管人,也不想被管。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就好。「不过现在我会试着多写一点冰山。」张国立说。
▲张国立热爱旅游,出过多本游记,也考过旅游领队证照。不过他只带过一次团,因为不想管人。
如果死亡不是终点怎么办?
张国立推崇推理小说,推理小说可容纳各种故事,读者也容易进去,「这样比较容易让作者发大财,作者发大财,影视就跟着好,读者也跟着好。」所以他之后想写侠义小说融合推理,回到宋朝让包公用科学办案。
除此之外,读者也可在推理小说中看见最极端的人性。「例如愤怒要如何发泄?我们可以去看李・乍得的小说;也有探讨正义边界的推理小说,像《失控的陪审团》。推理小说也很接近生活,例如卜洛克的侦探马修・史卡德每天都在戒酒、晃荡,叨叨絮絮自己的人生观。」人生又何尝不是追寻抵达之谜的推理小说?「亚里士多德讲悲剧原理,说作者要不停的埋藏,埋藏的悬疑又一定要得到解决,这不就是推理吗?」
《偏心的死刑犯》也来自悬念,一开始张国立只是好奇:执行死刑,人没死怎么办?小说以杀人凶手朱俊仁被枪决,有乩童体质的警察罗蛰却没看到他的灵魂,才惊觉「死刑犯没死」开头。寻着未竟的死亡,读者将与罗蛰一层层揭开命案背后的真相。只是真相不能抚慰人心,过程中,侦探与案件关系人还得面对过往的吞噬。
▲张国立的书架与单车。他每天都要运动,骑单车会故意骑上坡,好让自己「多动一点」。
罗蛰显然不是很酷的侦探,不能坐在安乐椅上推敲案情,或靠出神入化的演绎法找出凶手。他畏缩,一度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往——十七岁之前在家乡台南当乩童,却意外毁了弟弟的人生。
我好奇在讲求科学证据的推理小说中,安排一个有神力的主角,会不会破格?张国立给了我一个「反过来」的答案:罗蛰不是借助神明的力量,而是努力让自己不受制于神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侦探没那么厉害。罗蛰的过往人生都是神明决定的,直到十七岁弟弟出事。之后他一直在逃,遇到这个案件,才被迫面对自己。」
如果可以,不能一直逃吗?张国立说,「我们常常忘记过去,丢掉很多可贵的东西,但今天何以至此,其实是因为过去。郭台铭的广告说他『抱着台湾的未来』,那都是骗人的,只有重视过去,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身为希腊悲剧的信徒,张国立认为两千多年前的叙事已告诉我们:所有人都和过去有关,就像伊迪帕斯王娶了自己的母亲,正式迎接自己的宿命。「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最好的推理小说是追查与己无关的案子,最终却回到个人,面对本心。侦探如果不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无法破案。」
那么我眼前这位写侦探故事的侦探,需不需要回到自己身上,照见人生的未解之谜?
「年纪越长,我发现自己越像我妈,她以前有的身体症状,都在我身上浮现。你说,我们是不是活在希腊悲剧的阴影之下?如果你不接受,就会一直活在懊恼中。」
听起来,张国立悲观得很。他说三岛由纪夫曾说人最好在三十九岁前自杀,因为人不会再成长了。显然张国立没有遵从三岛由纪夫,至今仍与他的一万步强迫症度日。
「你出生就知道会死,那活着干嘛?」张国立说。采访完,张国立拿出手机,说他今天还没到达一万步,要用走的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