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嶼符紋籙:歷史可以很輕,讓讀者沒有意識自己正在觸碰荊棘

立刻閱讀:《寶島歷史輕奇幻逆轉生百合王女與六公主》 台嶼符紋籙有一撮山羊鬍,讓他看起來像走錯棚的道人。我們約在一家非常網美的咖啡店,滿室是女性客人品嘗甜點、調笑八卦的巨大轟鳴。台嶼符紋籙乍看有點格格不入,但他只是瞇著眼笑說自己早上去搬肋排。肋排?沒錯,就像《紙牌屋》凱文史貝西愛吃的那種。他問我們:「現在身上應該沒有味道吧?」 祖傳韻書開啟他的創作之路 台嶼符紋籙本名蕭輔昇,大學讀機械,退伍後赴舊金山藝術大學念多媒體,曾在後來製作《流言終結者》的「M5 Visual Effects」實習。在美六年後,返台從事遊戲業。2014年,他本想自行創業,豈料太太罹癌,遂辭去工作專心照顧她。也就在此時,小說之神彷如異相降臨,「我夢到一個紅衣女,跟我說趕快回家找出一個東西。半信半疑之下,我回到老家倉庫,那裡早就什麼都沒有,四舅公卻跟我說有東西藏在屋頂。我上去找,挖出一本書──《硃十五音》。」 《硃十五音》傳承自《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後者是由清同治年間文人謝秀嵐編纂,記載閩南語發音的韻書。有若天書的韻書怎會在老家倉庫?「問家中長輩,才知道我家在日本時代被抄過,原來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搞丟了。後來祖先默記《十五音》,再到中國將記下的內容印成書。光復後沒多久發生二二八,阿祖怕惹禍上身,就把書一包丟到屋頂。」 閩南語韻書與他的創作有何關係?台嶼符紋籙開始話說從頭,每次解說都要把時間線拉得很長。「清代有一個學者叫黃謙,他提出十五音可用『三堆成字法』創閩南字,可是不怎麼成功。以前我做遊戲開發,熟悉程式處理,所以想到用ASCII的方法(編:基於拉丁字母的電腦編碼系統)來解黃謙的問題,也可一併處理同音字,結果就是『大語符紋』文字系統。」然而,一般人怎會知道閩南字,以及如何使用?台嶼符紋籙便把這套系統放到小說,「就像我的簽名。」 「不管是誰引導我找到那本書,我都會努力把一個失傳的文字系統傳承下去。」台嶼符紋籙在女孩打卡自拍的青春咖啡館裡對我說道。諄諄之言在一群人的下午茶中有種凸出的錯置感。 台嶼符紋籙當兵時曾入射擊隊,1997年在美國加州參加射擊比賽拿到團體賽冠軍。 從做遊戲到寫小說,會不會不適應?台嶼符紋籙說,最大的不同是空間感。遊戲需要創造視覺空間,小說則是要讓讀者想像這個空間。此外,遊戲無法用文字「悽悽慘慘戚戚」這樣壓縮人物情緒,但小說可以表現相當多。 藉輕奇幻沖淡歷史的血腥味  走錯棚,也是台嶼符紋籙小說給人的感受。他的「寶島歷史輕奇幻系列」,結合正史與小道,藉奇幻處理清代台灣,《逆轉生百合王女與六公主》以平埔族大肚王國為背景,卻有來自魔法世界的女皇;《迷途的黃斗乃》寫嘉慶年間海賊領袖蔡牽作亂,虛實之間恍若武俠小說;《台灣械鬥中的藍眼天使》以嘉義知縣王衍慶平亂為經,賽德克族傳說為緯,交織成斬妖除魔的異世界風景。 凡此種種,都讓台嶼符紋籙的歷史奇幻小說顯得獨一無二。不過真正讓人覺得「走錯棚」的,是他動用「不同的奇幻系統」來建構結合現實的世界觀,有原住民巫術信仰,日本動漫式的魔法,再加上中原武術與祕密結社。 為什麼不正經八百的寫歷史小說?台嶼符紋籙說:「台灣有正史以來,漢人在台的四百年歷史充滿血腥鬥爭,所以許多歷史小說都變成傷疤文學。」還沒癒合與癒合的一層層瘡疤,掀開來都是爛的。此外,朱一貴事件後,很多歷史定論都是官方說法,詮釋視角定於一尊。「這樣的環境下,你要如何描寫台灣歷史?」台嶼符紋籙反問。 自老家倉庫挖出的韻書,開啟了台嶼符紋籙的寫作之路。其中的「蕭興珍」便是他的祖上。 「從清朝過渡到日本時代的詩人洪棄生有詩云:『台灣刀俎地,殺氣填林樾。』我用奇幻小說的形式就是想化解殺氣。可以的話,我希望有不同觀點,政府的亂賊可能是百姓的義士。同樣的歷史,小說外是官方說法,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放到小說,我希望讀者能嘻嘻哈哈的看完。所以除了奇幻,我更希望小說有趣味。」 在正史中撞見走錯棚的魔法公主,用奇幻形式、輕小說筆法讓故事騰空又接地氣,正是台嶼符紋籙的小說絕學。 閩客械鬥是難解的小說聖杯 不過眼前為我傳授寫作心法的道人,也有屬於自己的「小說聖杯」──渴求又難以企及的題材──閩客械鬥。「我們這一群寫台灣歷史小說的人,都苦惱如何寫閩客械鬥。」為何?「試想,你怎樣處理一段加害者跟被害者有名有姓,後人在哪都查得到的歷史?」 除此之外,道光六年的閩客械鬥遍及台灣西半部,現在卻像船過水無痕,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小說又該如何解釋?道光六年的導火線是有人偷了一頭牛。偷牛是小事,問題是怎樣的組織結構,能讓偷牛這種小事快速變成上至噶瑪蘭,下至嘉義的勢力對決?「我們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前因與後果,但無法看到全貌──中間是怎樣的人或組織在使力。進一步追問:是誰驅動這個齒輪,他們又是為了什麼理念?」 「拉遠視角,你可以看到建立新政治實體跟復興中華,在台灣歷史上不斷出現。」台嶼符紋籙就像可隨意調整焦距的鏡頭,信口捻來就是不同時間軸的台灣。康熙二十五年鄭成功部下在諸羅縣結合「番民」反清;雍正三年水沙連社骨宗事件──清廷派員兩千,圍剿邵族水沙連社,翻出八十五個漢人頭顱;乾隆十年有彰化地豪流氓誣陷引起銅鑼村滅的三座厝事件;五十一年有震動北京,隔海調兵台灣的林爽文事件。小說家像孜孜矻矻的歷史專家,也像穿越時空的旅人。 談到這座島嶼的過往,台嶼符紋籙顯然有許多話可說。他的電腦有2T儲存空間,是他每週上國圖蒐羅的歷史資料。會不會怕資料損毀不見?「會啊,所以都是備份再備份。」 家族史也是台灣史的一部分如果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難逃當下者的詮釋,有洞見也有不見,台嶼符紋籙的版本顯然與我輩讀的「認識台灣」歷史課本不同。學生時課本只有中國史的他,又是如何開始認識台灣的?   為何不正經的寫歷史?台嶼符紋籙說,他不想再描繪「台灣刀俎地,殺氣填林樾」的血氣,而是用趣味吸引讀者,讓他們一同挖掘台灣歷史,「可以的話,我期待我的小說呈現多重觀點,政府的亂賊可能是百姓的義士。 」 「我老家在蘆竹,最早可追溯到乾隆時代,有一些老家族的祖墳正中供奉女性。為何是女性?因為當初從中原來的人,取得台灣土地最好的方法,是跟平埔族女子結婚。翻開我家族譜,有女子姓潘,就是因為祖先與平埔族通婚。」一般人總以為歷史距離自己很遠,不會想到家族史就是台灣史的一部分。 從清代的大小動亂到家族史,道人在時空中來去自如,一旁的自拍少女反倒像迷失在青春之中。最後我問台嶼符紋籙,創作小說是先有故事還是先有歷史事件?他的回答出乎我意料──「先有事件,因為歷史轉折遠比我們想的複雜。」 於是,小說家的故事追趕已成過去的歷史,歷史變得很輕,像棉花,只是沾著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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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人生就像推理小說,只是我們無從知道線索:專訪張國立

立刻閱讀:《搶神大作戰》 張國立自1998年《匈奴》獲皇冠大眾小說獎後,便以歷史小說家身分為人所知,如同其所言,歷史家不能給你答案,小說家可以。所以他在鏡文學上有結合地方傳奇的《搶神大作戰》。最近,他將重心轉移到推理。推理在本質上與人生很像,要在百無聊賴中努力找到我們「為何在這裡」的線索。預計明年上半年出版的《乩童偵探》寫一個抵抗命運、違逆神明的偵探,如何拯救別人,還有,他自己。 張國立自承是「希臘悲劇的信奉者」,但他並不悲觀。新作《乩童偵探1:偏心的死刑犯》藉偵探小說形式,推演人倫的邊界,復仇與救贖的灰色地帶,十足沉重的題材,他卻寫得很過癮,談到後續系列作,一開口就是全新的點子,以及更奇詭的死亡。 死亡並不可怕,因為死亡帶來新生,讓生者不得不理出線索,解決謎團,也是自我挖掘的過程。這是張國立口中,推理小說教我們的事。 有一萬步強迫症的小說家 溽暑中,我跟編輯在走到採訪地點途中遇見張國立。他一身潔白襯衫配運動鞋,看起來神清氣爽,一點也沒有這時節在這盆地該有的狼狽。坐定後,我們從寫作習癖聊到運動習慣,他說他有「一萬步強迫症」,每天要逼自己用手機計步功能走一萬步,否則不安心;如果回家只有九千多步,會用手搖。除此之外,還有固定的三十個伏地挺身跟啞鈴訓練。 牡羊座的他坦承自己個性很急,以前有個壞習慣是同時寫三本小說,常常還在寫這一本,就開始構思下一本,結果便是正在寫的「寫到一半就不想看它了」。上個月開始,他覺得這樣太累,總有一天會搞壞身體,所以規定自己「一次只寫一本」。興致一來,還會寫到忘記時間,是菸癮逼得他停下來。 作家羅青為張國立小說畫的插畫。張國立大學時曾是羅青的學生。 羅青對他說,寫小說不要窩在家裡寫,要去西門町寫。於是張國立在真善美戲院前坐一個下午,看來往的路人,猜想他們的人生。 「很多人問我為何不戒菸,我說沒辦法。寫完一本小說會整個人騰空,心裡跟腦袋有一個大東西不見。爽,這爽不是一般可形容,需要大量抽菸,聽音樂,無止盡的放鬆。我跟醫師這樣說,醫師皺眉說:『你只是不想戒菸吧。』」 他開玩笑說因為音樂要放很大聲,所以前後住過「三坑」——安坑、深坑、福德坑。他也曾在內湖定居,後來因為人變多就搬走了。如今住三芝,六十四歲的他想騎腳踏車從三芝往返台北,因為老婆阻止,遲遲未成。不過,他給自己的六十五歲生日禮物是到西班牙走朝聖之旅,足足走二十天。「老婆還在努力阻止我。」張國立說。 好的作家得具備什麼條件,不好說,但氣長的作家大抵都有自持規律的生活,就像村上春樹慢跑,張國立與他的一萬步強迫症。能從八零年代寫到現在,張國立對成為怎樣的小說家有自己的看法,「作家有兩種,第一種像沙林傑,第二種像勞倫斯・卜洛克。卜洛克從廉價黑色小說雜誌起家寫到變大師,很愛寫卻出名很晚。我一直在想:自己想做一個二十歲就出名,只寫過一本代表作的作家,還是一輩子在寫的人?也有人跟我說:『國立老師你不應該寫這種小說。』難道我該寫《戰爭與和平》嗎?我想沙林傑也面臨一樣的問題。」 戲劇讓他了解真實可以亂七八糟 不該寫哪種小說?張國立沒有解釋。他大學開始寫作,寫過歷史、推理,以及極度內省的存在主義小說,諷喻時事的新聞小說。當兵兩年染上戲劇狂熱,從希臘悲劇讀到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寫劇本投稿到姚一葦主編的《現代文學》。退伍後,他寫了三個月的小說,登在《中外文學》,其中有一篇叫作〈最後的戰役〉,受到學院很認真的評論,這讓張國立「覺得自己可以繼續寫」。 「寫劇本,讓我了解寫作不只是跟自己說話,也要跟別人說話。只是跟別人說話之前,你必須跟自己對話。我讀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受用很大,他強調出戲的作用,要讀者對故事保持警覺。我們的教育一直教導我們真實,沒有學過幻想如何可能。戲劇讓我學到,可以跑到真實之外,真實可以亂七八糟。」 除了戲劇,記者生涯也影響張國立的小說家之路。「以前在報社,我都是最後一個走的,其實是在寫小說。我是坐不住的人,因為寫稿才坐得住辦公室。」張國立在《中華日報》跑體育線,報導運動會要趕六點的電報發稿,等於在運動場上就得寫稿,練就了隨處可寫的本事。 《中華日報》因為是國民黨底下的報紙,規模不大,也不大管誰在看,採訪任由張國立寫;他就近觀察人情世故,把一則則體育報導變成精鍊的人物速寫,比如古金水,「大家都知道他很厲害,十項全能,但他有個毛病,就是容易因為壓力大、緊張,十項裡常有一項零分,因為太緊張犯規。一個運動員在他最拿手的項目零分,這中間有多少掙扎!」 張國立當記者時採訪軍事新聞,在德州沃斯堡與 F-16合照。 運動場上,使命與心的極限,成為張國立為人物立傳的絕佳素材,幫助他塑造角色更得神采。「當時有位田徑好手,一百公尺能跑十秒四,卻在左營訓練中心莫名得罪上層被趕出來。全國比賽時,他不能晉級也來參加,又跑出十秒四的成績。我說你來參賽不是白忙一場嗎?他說他要證明對方想殺雞儆猴,卻殺到了猴。」 除了運動選手,張國立也曾採訪許多作家,其中七等生最令他印象深刻。「當時我開車到苗栗找他,在一條鄉間新鋪的柏油路上,兩旁是雨後嫩綠色的稻田,只見七等生站在那,瘦瘦的,留著長髮。我停好車,七等生端出為我準備的公賣局葡萄酒。我當時覺得匪夷所思。採訪中,我進入了七等生的世界,那時候他寫〈我愛黑眼珠〉,受到很多非議。我邊採訪邊和他討論道德,我才知道那就是七等生的思想。」 有趣的是,儘管張國立得過皇冠大眾小說獎,卻認為自己「不夠大眾」。「我的偶像是海明威,受他影響最多的是小說對白。所以我寫小說有個問題,會讓讀者卡住。為何?我相信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小說不需要把冰山寫出來。」大平先生(平鑫濤)曾委婉勸他,不那麼海明威的話,可以更受歡迎,然而他依然寫自己的。 或許,對張國立而言,這些走過一遭便足矣。就像他前陣子考上旅遊領隊證照,帶了一次團就厭倦,他說自己不想管人,也不想被管。乘興而來,興盡而返,就好。「不過現在我會試著多寫一點冰山。」張國立說。 張國立熱愛旅遊,出過多本遊記,也考過旅遊領隊證照。不過他只帶過一次團,因為不想管人。 如果死亡不是終點怎麼辦? 張國立推崇推理小說,推理小說可容納各種故事,讀者也容易進去,「這樣比較容易讓作者發大財,作者發大財,影視就跟著好,讀者也跟著好。」所以他之後想寫俠義小說融合推理,回到宋朝讓包公用科學辦案。 除此之外,讀者也可在推理小說中看見最極端的人性。「例如憤怒要如何發洩?我們可以去看李・查德的小說;也有探討正義邊界的推理小說,像《失控的陪審團》。推理小說也很接近生活,例如卜洛克的偵探馬修・史卡德每天都在戒酒、晃蕩,叨叨絮絮自己的人生觀。」人生又何嘗不是追尋抵達之謎的推理小說?「亞里斯多德講悲劇原理,說作者要不停的埋藏,埋藏的懸疑又一定要得到解決,這不就是推理嗎?」 《偏心的死刑犯》也來自懸念,一開始張國立只是好奇:執行死刑,人沒死怎麼辦?小說以殺人凶手朱俊仁被槍決,有乩童體質的警察羅蟄卻沒看到他的靈魂,才驚覺「死刑犯沒死」開頭。尋著未竟的死亡,讀者將與羅蟄一層層揭開命案背後的真相。只是真相不能撫慰人心,過程中,偵探與案件關係人還得面對過往的吞噬。 張國立的書架與單車。他每天都要運動,騎單車會故意騎上坡,好讓自己「多動一點」。 羅蟄顯然不是很酷的偵探,不能坐在安樂椅上推敲案情,或靠出神入化的演繹法找出凶手。他畏縮,一度不敢面對自己的過往——十七歲之前在家鄉台南當乩童,卻意外毀了弟弟的人生。 我好奇在講求科學證據的推理小說中,安排一個有神力的主角,會不會破格?張國立給了我一個「反過來」的答案:羅蟄不是借助神明的力量,而是努力讓自己不受制於神明,「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偵探沒那麼厲害。羅蟄的過往人生都是神明決定的,直到十七歲弟弟出事。之後他一直在逃,遇到這個案件,才被迫面對自己。」 如果可以,不能一直逃嗎?張國立說,「我們常常忘記過去,丟掉很多可貴的東西,但今天何以至此,其實是因為過去。郭台銘的廣告說他『抱著台灣的未來』,那都是騙人的,只有重視過去,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身為希臘悲劇的信徒,張國立認為兩千多年前的敘事已告訴我們:所有人都和過去有關,就像伊迪帕斯王娶了自己的母親,正式迎接自己的宿命。「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所以最好的推理小說是追查與己無關的案子,最終卻回到個人,面對本心。偵探如果不解決自己的問題,就無法破案。」 那麼我眼前這位寫偵探故事的偵探,需不需要回到自己身上,照見人生的未解之謎? 身為小說家,要當沙林傑還是卜洛克?張國立選擇後者。他相信推理小說的力量,因為人生就是在不斷被埋藏的過程尋找線索——解答人生何以至此,悲劇為何發生。 「年紀越長,我發現自己越像我媽,她以前有的身體症狀,都在我身上浮現。你說,我們是不是活在希臘悲劇的陰影之下?如果你不接受,就會一直活在懊惱中。」 聽起來,張國立悲觀得很。他說三島由紀夫曾說人最好在三十九歲前自殺,因為人不會再成長了。顯然張國立沒有遵從三島由紀夫,至今仍與他的一萬步強迫症度日。 「你出生就知道會死,那活著幹嘛?」張國立說。採訪完,張國立拿出手機,說他今天還沒到達一萬步,要用走的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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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一場讓所有人見光死的低俗犯罪:灰階談《搶錯錢》

立刻閱讀:《搶錯錢》《搶錯錢》為鏡文學影視小說大獎評審獎之作,故事以一樁烏龍搶案開始,以一座大城市裡一個小小的良心墮落作結。駱以軍稱其「技術流暢,用刀豪邁」,是成功「將好萊塢話語過渡成台灣『𨑨迌仔』」的黑色小說。 發大財的方式有很多,搶錯錢,絕對不會是你想要的那種。 人在江湖也在囧途,灰階這部獲得鏡文學影視長篇小說大獎的十二萬字小說,透過一樁不怎樣高明甚至可說是低級的搶案,講述五組人馬各行其道——有人想找回錢,有人想擺脫這筆錢,有人不但要找到錢,還要找到搶錢的人,同時揭開一座城市(剛好,正是高雄)的腐敗內裡,以及正義面臨徬徨的時刻。 初見灰階的人,很容易為他的特異分神。比如說他髮尾的一撮辮子——教人分不清那是造形還是懶得剪。比如說他說起話來的自信與語速。比如說他的小說——文字生猛又充斥黑色幽默,讀來頗有台式柯恩兄弟或昆汀.塔倫提諾的酣暢之感。 自認缺乏社會化「我缺乏社會化。」灰階講起自己不到三十歲的人生,如此作結。他自稱沒做過「認真的工作」;投身專職寫作前,當過口譯與翻譯,但也只做了兩個月就走人;曾到澳洲打工,為的是存下一筆寫作基金,「我不會別的,只能把小說寫好,所以需要時間跟金錢。」灰階的創作自大學開始,「當時看到同學在鮮網寫,心想我也可以,於是動筆第一部小說,寫的是殺人魔的故事。」 為何是殺人魔?灰階說,「喜歡寫變態是因為有趣,可以投射黑色的想法,挖掘不欲人知的部分。尤其是性驅力,性驅力充滿故事。」偷窺,因此成為灰階寫作初期的關鍵詞,「我喜歡窺視慾望,慾望這件事令人著迷,尤其是那些人拚命想要隱藏、假裝不存在的部分。」這時,不知怎的,我想起影集《安眠書店》的男主角。 灰階喜歡寫扭曲的人性,無巧不巧,他念的是輔大心理,且在學期間爆發夏林清事件。事件爆發時,灰階人不在校,他以半個局內人的身分觀察,發現人心終究難以文字抵達,「整起事件,寫成小說也難讓人理解其曲折之處,你要進入那個領域才能感受。我無法理解那群人在想什麼。」 「他們太過相信自己的那一套。」灰階給了一個淡然的結論。 想寫出不分明的人物 儘管文字面臨深淵般的人心,有其未逮之處,《搶錯錢》仍試圖呈現紛雜難測的人性。在小說裡,我們看不見純然的好人與壞人,無論是急著找錢找人的黑道大姐大「萬姐」,還是白道助理「小龍」,甚或是追查案件的警察「正男」,都是不分明的人物。 「黑白不可能分明,你要看到的是中間的灰。」灰階喜歡捕捉人性幽微的部分,用文字探測不可知的深淵。 眼前的地板被欲望鋪滿,所有人都只能匍匐前進。不分明的人物,正是灰階最拿手的,也與他的筆名呼應。他解釋,「『灰階』來自傑佛瑞‧迪佛的小說《妖術師》。裡頭一位檢察官變成受害者後,回想起他的前輩曾說,我們這工作只有程度不同,深淺不一的灰階;黑白不可能分明,你要看到的是中間的灰。我很認同這句話。」 《搶錯錢》裡人人都鬼迷心竅,但灰階就是有本事把鬼迷心竅的角色寫得迷人,尤其是萬姐這位令人生畏的反派。灰階說,萬姐其實是他兩個朋友的綜合體,主要來自其中一位男性,「我看過他當著我面彬彬有禮的耍狠,打電話對小弟說:『他還是沒道歉的話,你就再扳斷他一根手指啊。』」那語氣,彷彿扳斷手指是邀請,而非折磨。 「然而,他在我們面前完全是不同人,甚至還會被我們欺負。掛下電話,他就笑笑的說沒事,繼續跟我們開玩笑。」因此,小說裡的萬姐並非空放狠話的刻板反派,而是有條有理,甚至講情講義。讀者很難討厭她。灰階還設計了一個小缺陷——五音不全——給萬姐,「因為唱歌難聽但外表不錯的女生,不會讓人討厭,反而讓人覺得可愛。」 小說裡,負責與萬姐過招不斷的,是市議員助理小龍。「他是一個有能力在政治圈打滾,但永遠無法上位的人,因為在他上面有官二代富二代早一步卡位。」灰階坦承,小龍有他部分的自我投射,「我常覺得自己能力還行,但就是得不到賞識。我哥玩重金屬,也有類似感概,再有才華,主流社會也不會認可你。」 沒有成長就被迫面對世界的處境 現成的例子是,《搶錯錢》在此之前曾被許多單位退稿或石沉大海。灰階說,或許是因為小說是五組人馬的多線敘事,玩內容也玩形式,寫成大綱投稿,就失去形式的趣味了。 灰階曾赴澳洲打工,不同於多數人留在大城市,他選擇獨立於世的塔斯馬尼亞島,渡過泰半工作時光。 為何喜歡寫多線敘事?灰階的答案很簡單——因為不會寫單線。「一條線的故事,往往是呈現一個人的成長,但我自己是一個沒什麼成長的人,所以不會寫。」我問他這樣豈不是很吃虧嗎?畢竟檯面上的敘事作品,包括電影都要在九十或一百二十分鐘的長度內,盡力讓觀眾感受角色「在成長」。 對此,灰階似乎無可奈何,「我沒經歷過撕心裂肺的成長,所以看人寫成長故事都覺得很假。大學時,我在系上格格不入,因為同學都經歷很多,上課時提到家庭、童年,他們都很有感觸,但我都沒經歷過。」 於是我們開始列舉主角「沒有成長」的好萊塢電影。灰階舉的例子是梅伯執導,安德魯‧加菲爾德主演的《鋼鐵英雄》。「裡頭主角很簡單,就是『我不帶槍,但我要救人』。人家給多少責難,他都不改其志。這種一往到底的粗暴簡單,反而精采。」聽灰階分析,不難想像他掌控自己筆下的角色何以張弛有度。  灰階說他最喜歡的導演是昆汀。「因為昆汀不會跟觀眾講經說法,他劇本裡的人物就是『要做什麼都可以,但要承擔所有的後果』。」因此,昆汀式的主角往往被迫(或自找)面對很破很狂的世界,就像《搶錯錢》裡笑鬧又可悲的人物,以及一座正陷入瘋狂的城市——高雄。 也是政治諷刺小說 讀《搶錯錢》會給人一種時空錯覺,覺得故事似乎離我們很近。因為裡頭不但出現保守宗教分子想推行「全家法案」,還有校長候選人「被卡」,跑來找萬姐求援,更不用說大剌剌的寫「禿頭候選人」正覬覦高雄市長寶座。 敏感的讀者會不會因此被冒犯?灰階只說,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因此,《搶錯錢》是黑色犯罪小說,也有政治諷刺色彩,「如果黑道、學界、商界的頂點,都是通往政界,就會在各自領域產生徒子徒孫,換了任何人,都無法改變這個結構。」 由是《搶錯錢》顯得有些虛無,就像其戛然而止的結尾,可能會令讀者錯愕。灰階說,「如果情節是讀者可以想像出來的,就不那麼重要了。我想寫的不是理所當然的高潮,而是主角無語的時刻——波瀾不驚的畫面下,是人物內心的翻天覆地。」最無語的時刻,往往來自現實,或許這正是《搶錯錢》最細小也最令人警醒的政治諷喻。 《搶錯錢》購書連結:博客來:https://bit.ly/306bOEn金石堂:https://bit.ly/2Ly8Og3誠品:https://bit.ly/303rqsi讀冊:https://bit.ly/2KUu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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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權迷霧裡的說書人:專訪黃國華《鬼魅豪宅》

立刻閱讀:《鬼魅豪宅》一個幽靈,資本主義的幽靈,在台灣高樓起高樓塌的廢墟裡遊蕩。這是黃國華撰寫《鬼魅豪宅》的宣言了。黃國華的作品很現世,但常常鬧鬼。新作更直接把鬼搬上檯面,鬼魅是小說裡揮之不去的慘淡前景,也是他亟欲除魅的對象,房地產神話。 「越正面的東西,騙人的機率越大。一般人對生活很悲觀,所以看到曙光看到浮木,賺大錢的財經訊息,就會勇往直前。我跟一般人相反,對生活很樂觀,但對財經這種東西不會抱希望。」黃國華這樣總結他的人生與這本小說,還囑咐我:「你要寫採訪是吧?這就是最好的句子。」訪問他,在一句話兩段內就能結束,因為黃國華習慣直球對決。 不過,「鬼」從而何來?我眼前的除魅者,又是怎樣煉成的? 看不慣假道學,開部落格吐槽點開黃國華的部落格,他這樣自我介紹:宅男一枚,台大經濟系畢業,在金融交易圈打滾數十年,當過交易員、研究員、操盤手、交易主管,乃至副總。2006年開闢部落格,「部落格聚集人氣後,遂引發過去成為『文藝青年』的年少輕狂的夢」,開始寫小說。 他最著名的「台北金融物語三部曲」——《內線國度》、《金控迷霧》、《潘朵拉商人》,皆以「葉國強」為主角,看他從底層交易員一步步向上攀升,既是金權結構的一分子,又與之對抗;加上《交易員的靈魂‧故事版》,儼然是小說版的台灣金融改革(黑)歷史。最新的《鬼魅豪宅》,同樣有葉國強這個角色,只是這一回退居二線,讓人猜不透他在這次的金權遊戲裡是玩家還是莊家。這一系列的「葉國強宇宙」,堪稱金融版「島耕作」,足以拍成台灣長久以來缺乏的商戰影集。 黃國華直言不諱一開始是不爽檯面上的財經專家,剛好遇到社群網站興起,就開個部落格虧他們,「嘴巴上仁義道德,實際上很糟糕。金融界嘛,不正經很正常,但不要把自己塑造得很高潔。」 在圈子裡打滾的明白人要吐槽不難,但從吐槽進化成小說,就得花不少苦心。黃國華部落格寫了一兩個月,便開始把投資原理包裝成短篇故事,短篇故事寫著寫著,看到山崎豐子的《華麗一族》,還拍成電視劇,心想自己也能寫這樣的小說。 「我的第一步是找台灣有沒有類似的作品,結果發現一本都沒。」至於為何沒有?黃國華認為是因為在台灣寫金融或商戰小說這件事,說來有點「尷尬」——對熟悉金融的人來說,寫小說的誘因太少,賺不了錢又會得罪人;對非這個領域的人而言,又缺少相關知識。 四十歲開始寫小說,黃國華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文筆太差。他說自己大學國文三修靠暑修才過,實在沒辦法。因此,黃國華等於從頭開始學「寫小說」是怎麼一回事。他花了十年工夫,寫了一千多篇書評,別人讀小說是為了休閒,他是為了研究。「讀任何東西包括小說,都要有收穫。」是黃國華的閱讀之道。 他分析每本小說的結構與情節,例如故事要怎樣推進?怎麼埋哏,什麼時候哏要出現,讀者才不會忘記?此外,寫作隨時有兩大本辭典在側,就是怕詞彙量不夠,「例如寫興奮這種情感,我發現自己只會『興奮』這個詞,於是主角每隔兩三句就開始興奮。」 轉行寫作會不會辛苦?黃國華每天寫兩到四小時,辛苦的只有靈感太多,體力太少,「我現在一年出兩本書,真要的話,可以一年八本,但這樣讀者會破產。」黃國華自估他的讀者在一萬人上下,他不喜歡「小白讀者」,也沒打算吸引年輕人,因為其小說有一定閱歷門檻。他的邏輯是:「全台灣人有一千萬人知道你,書只賣一千本,豈不是很糗?有兩萬人知道我,其中一半的人會來買我的書就好。」 避免人生走下坡,就要換一座山爬 黃國華做任何事都像投資,包括閱讀與經營讀者,務求有所收穫(照他的說法是:含金量要夠),同時能有最大效益。轉行寫小說,也是如此。後悔,或許不在他的字典裡,因為他做決定之前,都已想好下一步會通往哪裡,那裡又有什麼等著他。 黃國華坦言,頭兩本小說寫得不怎樣,「但沒關係,反正永遠都有下一本。」開朗的創作觀,一如他看待人生的方式。黃國華不喜歡循規蹈矩,待在舒適圈對他而言像慢性自殺。他的邏輯是:已經成功的事,重複就沒意義;到頂峰之後就是下坡,避免下坡的方法,就是換一座山爬,「我希望我的人生都在爬坡。」 「在一個位置死命撐著,根本是妨礙地球自轉。與其在舊環境活著抱怨,抱怨活著,不如起身改變。」這是黃國華告別辦公室舒適圈的心法。因此,他從不抱怨人生選擇,唯一抱怨的只有五年前台北市長投票投錯人。 黃國華習慣告別舊有,讓自己永遠處於動態,也坦言不喜歡有人告訴他該怎麼做,從小到大沒什麼人生導師,無論在校園或職場皆如此。一定要自己試過一遍,磨練一次,痛過一回,「如果我那麼聽話,大概就會去讀軍校,因為我高中成績很爛,但聯考時靠閉關兩個月考上台大,學校為之轟動。校長不想承認這件事,掛紅榜、登報都略過我。」 我問黃國華會不會覺得自己不適合台灣的教育體制?他反稱自己是得利者,「因為那些乖學生要乖三年,我只要聯考痛苦一次就好。」 官商勾結,小說內外真實上演 從台北金融物語三部曲到《鬼魅豪宅》,黃國華不斷拆解金權遊戲的運作,《鬼魅豪宅》以緊咬「合宜住宅」弊案而當選的市長,為了連任推出換湯不換藥的「和諧住宅」為背景。方法是將徵收改為與企業、學校洽談捐地,各方人馬包括掮客、建商、政府土木單位促成公宅落成;表面上人人都是贏家,實則人前手拉手,背後下毒手。這個「和諧版」(抹去任何反對聲音)的公宅計畫,最終毀天滅地。 官商怎樣勾結,私相授受,在《鬼魅豪宅》裡有清楚的「步驟」,例如開發順向坡。雖然法律禁止順向坡建設,但「怎樣測量順向坡」又是一個問題——一個可以繞過的問題。 又如原訂四百戶的公宅,在市長「加碼」下,變成近一千戶。小說主角規避法規,乾坤大挪移生出近五百戶來,買公宅的民眾還覺得自己賺到了。凡此種種,玄機無窮,但黃國華不認為自己寫出了什麼驚為天人的內幕,「這些其實都是一般人能掌握的資訊,網路都查得到,但大家覺得沒意義,或是出現在不同新聞中,一般人無法將它們連結起來。」 房地產,是台灣最大的宗教 《鬼魅豪宅》有一組極為警世的對比,好幾個角色花了大半輩子一千多萬的積蓄買房,其中一位角色則把錢用在出國學技術。小說最後,買房組因為和諧住宅被捲入不可逆的災難,只有不買房的角色笑到最後。 買房,還是不買房?顯然是個問題。我直接問作者本人,黃國華的答案是:量力而為。如果真要買房,至少等到四十歲後再買。何解?黃國華說,據統計,一般人創業多在三十六歲左右,也就是說到了四十歲會有一筆小錢,有了餘錢再買房;在此之前,不如把錢拿來投資自己。 樂了業,再來安居,黃國華是過來人,他自己也背過房貸。當時他一個月薪水三萬六,本來住中和,跑到內湖買預售屋,要交屋的前兩週身上沒錢了,戶頭只剩下五萬塊。他說他當時煩惱到一夜白髮都逼出來了。後來跟銀行貸款四十幾萬,又去做融資,搞到一百多萬,「當時我想這關能過去就過去,沒過,就毀了。」最後黃國華順利交屋,但身上貸款五百萬。為了這五百萬,黃國華只好跳槽,「我運氣很好,一兩年就把五百萬還完。我算了算,如果我沒有賭這一把,大概去年才把房貸還清。」 安居樂業可能是謊言,房市神話又何嘗不是。黃國華說他在2007年決定寫《鬼魅豪宅》,2013年開始動筆,設定改了十次以上,其中一版很超現實,寫人類變成白蟻,房子可以吃,就是為了凸顯台灣人對房地產的執迷。 「房地產是台灣最大的宗教。我寫這本小說,不怕得罪建商,不怕得罪政府,只怕摧毀了買房的人的信仰。你想一個薪水三四萬的人,繳完房貸過得苦哈哈,他唯一的盼望就只有房價好。」彷彿就算人生過得低限度,還是能跟房市一樣蒸蒸日上。但海市蜃樓再高,終是幻覺。 黃國華仔細為我講解高房價的陷阱所在,「房價高,對大部分人來說都不是好事。因為房價漲,地價稅、增值稅也會漲,如果你只有一間房,每年就會越繳越多。更嚴重的問題是,房價漲到未來你的小孩買不起,長大後只好跟你一起擠,就會影響未來社會家庭結構的組成。」也就說上一代人十八歲出遠門,二十幾歲打拼成家,已不復見。 那何以有人選市長,政見之一是開放陸資買房炒房價,最後還能順利當選?黃國華說,因為大家都幻想自己是有錢的那一方,不會想到自己會變成受害者。誠哉此言,最後我們都成了受害者。 除了房價,公宅政策也是黃國華諷喻之處。小說主角葉國強想活化私立學校土地,釋出資產蓋房,並減少私校過剩,透過供給面解決房價問題。黃國華直言這個想法是錯誤的。慘的是,這也是很多站在金字塔頂端的官員會有的想法。「房價沒有東西可以炒就不會漲,房地產不是物以稀為貴。」 我問黃國華,葉國強——這位連續出現在他不同小說中的人物——是真有理想,想解決房價問題嗎?黃國華說,他是真的相信這一套。這或許比葉國強是個小人來得悲慘,因為葉國強的理想儘管不切實際,卻已是台灣的進行式。 在小說裡藏針,適時刺一下讀者 談多了小說的沉重處,黃國華話題一轉,說很多讀者會「冠名贊助」他的小說。原來《鬼魅豪宅》每個人物都是取用讀者的名字跟身分,「想名字太辛苦,我就在臉書上徵求『冠名』,很多讀者樂於提供,故事怎樣惡搞都沒關係。」例如有一對夫妻連袂冠名,結果黃國華把人家寫成了外遇者跟小三。書中要角陳星佑也是真有其人。我說這個角色的下場不大好,黃國華說那位讀者很開心,因為他幫他實現發大財的夢想。 除了自動冠名,小說還有不見名的影射,裡頭出現的若干政治人物及事件,都可尋蛛絲馬跡。例如險勝選連任,喊出「兩岸一家親」的市長;出租房產給大學當宿舍,還違法擴建;茶葉罐塞錢,當作賄選手段。黃國華說他習慣混合真實人物再拆解,「現代人讀小說不喜歡看到政治控訴,控訴要像針,輕輕刺一下,讓讀者在閱讀的舒爽中偶爾感受到痛就好。」 《共產黨宣言》也用鬼魅召喚讀者,最後「要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黃國華筆下的房市鬼故事,則要普羅大眾小心資產家的謊言,甚且,一不小心,你就得靠謊言過活。身為金權遊戲的前玩家,他用說書的方式,將你我都熟悉,但絕對沒上心的金管警語「投資一定有風險……」化成台灣的近未來預言。不過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鬼魅豪宅》的未來,仍在靠近中。    近未來醒世巨作 鬼魅內幕全面啟動  【購書連結】博客來 https://bit.ly/2YID5fv     博客來獨家書封簽名版    https://bit.ly/2Hs2qEL金石堂 https://bit.ly/2LXtnEn     金石堂簽名版 https://bit.ly/2WyCSPi誠品  https://bit.ly/2YDpMg6讀冊 https://bit.ly/2VMXJ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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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寫正史,唱罷秋墳:專訪志怪小說家無患子

立刻閱讀:《次柳氏異聞之蟲緝絲》提到唐朝,縈繞多數人腦中的,或許是《黃金甲》裡目不暇給,彷彿唐代低胸裝爆款的侍女形象,或《狄仁傑》電影中的七彩寶殿,以及《妖貓傳》人妖不分的冶豔氣象;觀眾的眼界大抵都因中國影劇的天文預算而被撐好撐滿。然而,唐朝還有其他面向,沒那麼堂皇,多了點人味與落拓氣息,出於幻滅而遁入人間——無患子筆下的「次柳氏異聞系列」。 「次柳氏異聞系列」以晚唐為背景,描述文人柳飛卿一次次奇遇,落拓王朝裡的落拓書生,悠遊國境,屢遇奇事,既像《陰陽師》搭檔,又帶有《聊齋》式人與妖的羈絆。同時,因為無患子學史出身,讓小說不但有故事也有考據。參雜物質文明構成的庶民史,便是該系列的一大特點,例如《染輕容》裡的絲織史,《十八骨傘》談及蕭的製程與來歷,《縛紅絲》開篇便是國都長安的建立與興衰,還有《青絲曲》提到的上元節風俗。 學史出身 想讓讀者看到古代庶民生活「我想讓讀者知道那時候的人是怎樣過活的,所以不喜歡寫王侯將相,歷史課本上都是帝王成敗的政治史,無法讓大家看見當時的庶民。」這是無患子以歷史為背景寫作的原因,與特殊之處。無患子現居香港,在學校裡教中文。她在台灣出生,大學到香港求學,畢業後曾短暫當編輯,之後赴北京讀語言學碩士。 因為出身文史,她的小說不但結合唐朝歷史與中國志怪傳統,行文更帶古風。我好奇小說敘述與對話交雜文言文,會不會嚇到讀者?無患子表示,這確實造成門檻,使她的讀者多集中在文史相關背景,也有很多人表示看不懂,不過這也讓「過了門檻」的讀者能快速進入小說時空。頭過,身就過。無患子也承認,以前編輯都會拜託她不要掉那麼多書袋,下場便是洋洋灑灑的歷史段落被刪,或退居註解。 不過,這樣的歷史訓練也讓無患子看影劇作品常常覺得「卡卡的」。「很多人看唐朝會覺得只有爆乳,其實就中古生活史來看,很多影視作品還是有落差。例如我看描述唐代的作品常會吐槽當時沒有椅子,很多戲劇卻出現拉開太師椅的橋段,這時就會怒關電視。或是台詞出現『經濟』、『社會』這些民國以後由日本傳來的中文詞彙。服飾上,唐代其實不會穿粉色給人嬌嫩感的裝扮,例如粉紅配鵝黃,而是對比很強烈的大紅大綠,或藍白配。」語言構成通向小說的道路,小說裡的物質描述則是讓讀者沉浸的鋪墊,無患子顯然深諳此理。  愛看雜書 透過落拓文人呈現不一樣的唐代 無患子表示,小說裡的歷史知識多取自書本,包括第一手資料,也有很多來自古人八卦板,自言閱讀脾性廣雜。採訪當時,她正沉迷馬未都的古董鑑定節目,還說:「看著看著就寫成了小說。」她在《地府皇家聯誼會》裡,便讓永樂皇帝跟雍正皇帝鬥嘴。永樂皇帝笑清朝仿造的鬥彩雞缸杯,自豪明代的雞缸杯之紅是雞冠色,到了清朝就仿成了紅棗。 雖然無患子以志怪小說家成名,但她最初其實是以言情小說出道。「我的寫作始於國高中,那時租書店還很盛行,常常會借言情武俠來看,看著看著便開始寫。大一在出版社出過武俠言情。大學以後,言情小說沒落,稿費也變少,後來又被編輯嫌我的作品武俠太多,言情太少,所以才改寫神怪、奇幻。」我說那何不讓人與妖物談情說愛就好?無患子說,當時編輯不接受人和妖談戀愛,因為這表示沒辦法修成正果,也不能寫BE(Bad End),因為讀者不喜歡。種種框架讓這個文類愈做愈小。 租書店與BBS文化,是開啟無患子創作道路的兩個關鍵詞。「我第一篇奇幻作品就是PO在BBS上,無聊時很常看PTT的古人八卦板『gallantry』。」同時,無患子喜歡看雜書,藉此擴充小說的資料庫,像是古代城市建築、占卜之術、骨董鑑定等,「累積到一個點就會碰撞出故事。」 唐代有何吸引人之處?無患子說,她喜歡看《太平廣記》,唐代的開放與兼容都可在此見得,因為中國文化在宋以後趨向收斂,尤其是對女性的態度。然而,無患子說唐代不像影視作品裡呈現的全然光彩,有其幽暗之處,「唐代良庶還是很分明的,有賤籍之分,彼此不能跨越;胡漢也沒有想像中融合,士人階級不可能像小說裡一樣娶胡人女子為妻。」 為何將小說背景設定在晚唐?無患子說,那是大唐荼蘼之時,許多階層往上提升,更有許多人往下墜落。「許多以古代文人為背景的作品,主角一登場就是考上進士,正等著尋花問柳,但我想寫的是低層士子和平民的生活。以前者為例,他去參加科舉,要住在貢院裡,一人一個小房間,要在裡頭待上兩三天,吃喝拉撒都在那。一般寫才子的作品,看不到這樣的過程。」因此,柳飛卿就像一個旁觀者,目睹晚唐沉浮。同時,他出入青樓。對此,無患子解釋,「如果他是一個會去跟道士抓妖、愛管閒事的主角,就不能太乖,一定要有好奇心,又耐不住寂寞。」 無患子為我解釋當時青樓女子跟文人間的互動,「就像你想款待一些有頭有臉的朋友,選擇高級招待所,因為你要招待他們,又不想太正式,想找一些女孩在旁邊喝喝酒聊聊天,但也不是low到直接抱到床上。簡而言之,就是可以『鬆一下』,又上得了檯面。」因此,各有特色的青樓女子也是「次柳氏異聞系列」常見的人物。 喜扮古裝 人生也像志怪小說無患子喜歡扮古裝,點開手機,盡是不同歷史背景的古裝打扮,談起什麼朝代該怎麼穿,無患子話匣子便停不下來。訪問近尾聲時,無患子點開手機,為我們展示一張張她的古裝扮相。原來無患子常跟讀者變成好朋友,有一個讀者專門研究古代服飾,還曾考據馬王堆的衣服,自己做來穿,兩人便一起討論古書裡的服裝現實中該是怎樣。 無患子以唐中宗女兒安樂公主為例,「安樂公主在史書裡的形象是很奢華的,她會穿所謂的『七破間裙』,有人說是把七塊布縫起來做裙子,但我跟我朋友覺得只是七塊布,哪裡奢華?後來才知道以前的布只能織一定寬度,『七破間裙』其實是把很窄的布裁成七段,再把很細的布車成一個裙子,透過精不厭細讓人看到她的身分地位。」 談著談著,翻到某張照片,無患子不小心笑了出來,原來是她到北京參觀長陵時,穿著古裝走過甬道,被後面的遊客誤以為是鬼物。隨後,一旁的編輯請無患子蓋合約,她拿出一個像玉璽的印章,說是讀者刻來送她的。我說這很像乾隆在各式字畫上蓋章表示「到此一遊」,無患子爽朗一笑說,正是這個意思。 看著無患子手機裡不斷變換的大唐仕女照,還手拿帝王玉璽,我想起一開始問她為何如此熱愛唐代?她只說:「或許我上輩子是唐代人吧。」到頭來,無患子本身也像《太平廣記》裡的一則志怪故事。女子的精魄遊蕩千年,帶著上一世的記憶,再賦人形後變成小說家,樂此不疲的向讀者說著她所經歷與她腦中妖異生汁、豐饒多情的歷史。  看更多》 【深度書評】小部|燦爛如黃花的晚唐,白衣書生的傳奇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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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用小說帶我們抵達事物的核心——柯映安 X 舟動談事件改編小說

 立即閱讀:《無恨意殺人法》 鼎鼎大名的佛斯特對小說曾有一個古典而永恆的定義:「它依傍於兩座峰巒起伏但並不高峻的山脈之間——一邊是詩,一邊是歷史。」說明小說依附歷史之真實,同時唱和詩的抒情與言志。 鏡文學即將出版的舟動《無恨意殺人法》與柯映安《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正是改編自真實事件的小說。前者以台灣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為架構,後者則以田調對象——娛樂女記者——的經歷為基底;若以佛斯特的譬喻來說明,《無恨意》或許更依傍歷史的山峰,而《女記者》則近於詩的那一端。 儘管如此,兩部作品都與現實世界拉扯,或對抗,或對話。因此,兩位作者談創作過程,以及它所帶來的「運動傷害」,有交集也有同中存異之處。 在既有主題中連結自己好奇的部分 立即閱讀:《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 一開始,我好奇兩人如何選擇所寫的事件,或者說,該事件之於他們有何可寫之處?在寫作《無恨意》之前,舟動已出版《慧能的柴刀》、《跛鶴的羽翼》等推理小說。在《無恨意》裡,他將社會事件與陰謀論牽連;讀到最後,我們才會發現這些看似隨機或說無差別的殺人案,背後其實有更大的惡意存在。 「鏡文學找上我時,給我很多案件,其中之一正是我很想挑戰的。」何以言挑戰?舟動表示,「凶手為何如此」是他看待犯罪時最感興趣的。鄭捷事件之後,他開始關注無差別殺人(他習慣用「無差別」而非「隨機」這個詞),而凶手動機正是這類案件中失落的一環。再者,他自《跛鶴的羽翼》開始將社會議題(家暴)放入推理小說中,因此,想藉由《無恨意》處理看似無以名之的惡。惡是否真無以名之?小說最後,舟動給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 柯映安《女記者》以一樁娛樂女記者死於毒趴的聳動事件開頭,帶出女記者是為錢還是為新聞而死的疑問。正當讀者以為這是一部女記者奉獻己身、追求新聞的熱血之作,小說又一下掉入「蕩婦羞辱」的泥淖中;女性在其中動彈不得,包括在她們拋頭顱、灑熱血的職場上。 柯映安大學念的是歷史,此前多寫劇本,《女記者》是她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最初,她接受鏡文學邀請,為的是根據受訪者經歷,寫一本女記者職場故事,「但實際訪問後,我發現我需要幫助受訪者思考:『外界到底好奇我們什麼?』因為她可能覺得娛樂記者是很平常的工作。掌握這個脈絡後,我發現女記者不只要面對辦公室,還要對付經紀人、藝人,雙方互利共生,甚至相互討厭還得合作。」 至於在這之間讓女性無所遁逃的,則是凝視的眼光。 柯映安與舟動都用事件改編小說來回應他們對台灣現下此刻的觀察。 「女性在社會觀感下,常常因被凝視而做出被迫的反應,但有時這又是很幽微的。例如我在一個男性較多的宴會中,下意識的幫大家倒茶。倒完茶後,我問自己:『為何這樣做?』卻沒有答案。這可能是很多女性會有的習慣,而男性也習慣了接受。女性隨時都感覺凝視的眼光,又置於如此複雜的職場,讓我覺得可與小說談的性議題結合。」 性,在此成為權力的展演,也是女性遭受凝視的體現——每次有性愛自拍或影片外洩,在PTT或各大論壇就會有鄉民求上車、喊加一。柯映安不諱言,同為女性,那些推文對她而言,已是一種傷害。然而,若與之認真,對方可能會覺得自己只是在開玩笑,「但這如同許多網路上看似玩笑的厭女言論,其實更嚴重,因為他沒意識到自己的價值觀很恐怖。」反過來說,鄉民何以覺得可以在中性的網路空間裡,肆無忌憚的開女性玩笑?是否預設了網路是男性的場所,女性在此僅是被凝視的客體。 田調資料有了,取捨才是關鍵 舟動透過《無恨意》探問人性,柯映安則由《女記者》之死檢視這個社會。他倆經由小說丟出同一個問題:「台灣,何以至此?」不同的是,舟動著眼於階級,柯映安則關注性別。小說之於這兩人,看似是理所當然的面對社會的方式。然而,兩人也經歷了相當的田調,才讓小說信而可徵,尤其是舟動。 「我讀了無數的判決書來分析案情,以及各式精神鑑定報告,將律師會遇到的法律問題與精神鑑定如何進行,都融入了小說。寫作時,最重要的是時間軸,例如故事要放在一審二審還是最高法院,這些都得釐清流程,再抓出時間點。」舟動說,他寫到每天睡覺都還要想事件始末,寫完了才能走出來。 同時,他實際走過小說裡每一個場景,並將之拍下;寫作時,一個視窗開照片,一個開WORD,藉此「感覺那裡有一具屍體,有人在逃亡。」這些便是為了「將小說在地化」的一部分。因為舟動認為,「推理小說本身是舶來品,如果只依循歐美那一套,跟外國作品有什麼不同?」 不過材料蒐集到了,如何取捨又是一大學問,「例如判決書,你不可能完全放入小說,所以要思考把哪一段放入。還有我用場景描寫呈現法醫鑑定的凶案現場,也是轉化資料的方法。」對舟動而言,很多材料其實「過硬」,卻是必須的,他選擇將之保留在小說——因為唯有釐清事實,我們才有客觀看待案件的可能。 「其實很多資料搜尋就有,但大家不去看,那我就透過小說讓大家看。我希望讀者踏出同溫層,看看不同的東西。」舟動如是作結。 柯映安比較常讀歷史科普與人類學書籍,接觸較多的敘事文本,反倒是電影。訪談中,她也不經意的引用《一一》裡的那句:「電影的發明使我們的人生延長了三倍。」來說明小說之於我們的意義。 相較於舟動得與大量文獻資料搏鬥,柯映安的田調看似簡單,受訪者的態度也很開放,不過她仍面臨困難的取捨,「《女記者》雖是根據真實事件,但故事在寫人物,所以我選擇的是『我的人物有辦法做到,或他們在這個狀態下可能做出的行為』,再依據人物內在邏輯與目標來挑選素材。」 「當田調資訊太多,我就必須一再釐清:『主人翁走到這裡,她的困境夠了嗎?足夠推動她去做下一件事情嗎?』之後再問受訪者,便常常獲得想不到的答案。」同時,柯映安必須確保田調資料不偏離小說主軸,在天女散花般的資訊中,擷取故事前進該有的樣子。 給出觀點,是改編的意義所在 小說處理如此現實的題材,如何與之保持距離,又不歪曲,成為改編事件小說的難題。舟動費心的想呈現小說的在地性,其實正是為小說最後給出的驚人謎底鋪路;柯映安則緊抓人物內在邏輯為鋼骨,藉真實事件為其添加血肉。我由是好奇,真實事件會不會讓他們綁手綁腳? 舟動認為,「重點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觀察來切入該事件。」他並以普悠瑪出軌為例,「一開始我們可能責怪駕駛,後來才看到結構面的問題,這樣的事件應該由代議士處理,而小說家也可由龐雜的事件中搓出一條線、一個主軸、一個觀點,讓人們看到其中的過去與未來。當然,作者不可能呈現全部的觀點,他永遠都是主觀的,只能儘量達到多重觀點。」 柯映安則以她自己過去改編的一個新聞事件為例,說明事件與小說間的關係。「有一則新聞是爸爸把老婆打跑了,之後獨力扶養兩個小孩。有一天,他中了兩千萬發票,於是忽然從很糟糕的爸爸,變得努力規畫人生,重新振作。結果最後他得了癌症。」 就新聞讀者而言,這則曲折又帶有黑色幽默的事件已說完了,但柯映安的觀察是:「這個爸爸在中產階級眼中,是一個好吃懶做的人。可是他如此糟糕,或許是因為覺得自己永無翻身的機會。」因此,她想知道「這個爸爸有了希望,會做些什麼?他和兒子之間有沒有和解?」 「我在意的是小說有沒有給出一個觀點。」柯映安說。這也唱和舟動認為作者能理出一條線,藉此映照事件的說法。 離開同溫層,但讀者都在同溫層 訪問最後,我好奇他倆從寫之前到之後,對議題的理解有沒有發生變化?舟動說,「一開始只知道受害者,讀了判決書才認識加害者。」因此,更不要說那些只看新聞了解案情的人——鄉民的正義可能不是正義。柯映安則藉寫《女記者》確認了她對女性處境的觀察。至於多理解的,是記者生態。 舟動是英語教學者,寫推理小說之餘,也評推理小說。在他身上,可以看見創作者對作品的要求與自我砥礪。 「其實記者是很孤獨的,他們很少收到回饋。新聞寫得很好,但主管不會稱讚你,閱聽人更不會,因而陷入『我用什麼東西證明自己』的糾結。小說裡,主角跟配角辯證新聞在他們心中究竟是什麼?這背後要說的,其實是如果記者把新聞當作自己的作品,會過得很痛苦。」 呈現社會輿論或說鄉民反應,是處理新聞事件小說不可避免的環節,《無恨意》與《女記者》也不例外。在此,他們既是作者也是小說的一部分,因為在網路中,他們與讀者——廣大的鄉民——無異。然而,柯映安坦言她已漸漸避開那些看了會受傷的留言,「或許這代表退縮到同溫層了吧。」 訪談過程中,我們一再提到同溫層,也希望眾人離開各自的同溫層。這顯然並非易事。小說,作為提供異質觀點的手段,當下的處境或許更為艱困。處理跟主流意見相左的小說,就像在逆風處寫作,有著不小的運動傷害。 寫作是孤獨的,更孤獨的是小說家想藉此呈現他心中本該是如此的世界;正因他們不認同這個版本的世界,所以創造了一個更良善的。因此,廣袤之中注定了一開始只有小說家踽踽獨行。我想起舟動說的,「寫作初衷是好的,那就去做吧。」 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理由不做。 因此,小說家會繼續在事物的核心處,所有線索指向真相之地,等待讀者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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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在少女花影下:專訪《綻放年代》作者HCl(裏右)

 《綻放年代》是鏡文學影視小說大獎首獎之作。小說重現一九三○年代的台中,寫出新舊交替之際,既享受西方摩登物質,也受傳統禮教約束下的女給愛情故事──在這之上,還有揮之不去的殖民帝國陰影。如今帝國已矣,小說帶我們迎向那個消逝的時代。 立即閱讀:《綻放年代》 少女的鞋跟敲在洋行的洗石子磚上。 明亮的跫音,敲醒了因春雨暗了一個色階的巴洛克建築。 白底黑花的洋裝揚起,少女從洗石子磚踏回柏油路上,我們的目光也從八十年前的日本時代回過神來。這裡是大稻埕,也是《綻放年代》裡女主角漫步的綠川町;眼前少女是作者——裏右,也是小說裡的女主角迷迭香。 這天,我們與裏右約在大稻埕,同行的還有她的雙胞胎姐姐。姐妹倆自小一起寫作,姐姐曾在鮮網註冊帳號HCl,之後妹妹拿來用,所以好一陣子兩人都共用一個筆名。《綻放年代》寫作過程中,姐姐是裏右第一個讀者。小說完成後,HCl才正式一分為二,姐姐叫裏左,妹妹取名裏右;姐妹倆像是同一個人,不過左右之別。 採訪前,她倆在路上外拍,說起話來你丟我接,彷彿永遠能接住彼此的笑點。攝影大哥有些不知所措,連跑了好幾個地點才大功告成。看著她,不難想像眼前女孩寫出了一部明亮通透的戀愛故事——儘管裡頭主角面臨階級、性別,以及時代惘惘的威脅。 重現一九三○摩登時代 《綻放年代》以一九三○年代的台中為背景,講述一名女給──三○年代在西式咖啡廳接待客人的女服務生──與地方仕紳彼此試探,一步步表露心意的過程。鏡文學長篇影視小說大獎評審駱以軍給予這部小說極高評價,讚其低迴流轉,彷彿具有「很細微的控制閥,使得故事流動像潺潺細流」。 訪問一開始,我提到駱以軍的高評價,裏右笑笑的說,「是他人太善良。」《綻放年代》看似謳歌自由戀愛,敘事潺緩如細河,但裏右書寫那個時代除了有私心,還有知識的使然。 「大正民主後,日本迎來較開放自由的社會風氣,那時西方對他們而言不是一定要富國強兵這樣具侵略性,而開始享受西方的文學、藝術、音樂;台灣是日本殖民地,也受這股潮流衝擊,開始思考:『既然人生而平等,為何自己被殖民?』」一個時髦、樂觀,各種思潮隱隱浮動的時代就此展開。 HCl是姐妹倆共用的筆名,兩人從讀書時期一起寫作,是彼此的第一個讀者。隨《綻放年代》完成,姐姐改名裏左(圖左),妹妹改叫裏右。 裏右念的是歷史系,《綻放年代》自大學動筆。為了完成小說,她重構自小熟悉的台中火車站至柳川綠川一帶,還看舊地圖確認地景;為了寫豐原,她看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想了解日本時代的常民文化,讀蔣竹山、廖怡錚的歷史著作。 最重要的,是她必須找出當時女給一天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包括她們穿什麼、剪什麼髮型、吃什麼、怎麼移動等。裏右藉老照片重構當時人的樣貌,「那時候流行短燙髮,還要戴帽子,洋裝是一件式的,結婚也跟現代不同,不見得穿白色禮服,但一定要帶頭紗。」信手捻來便是一個摩登女子的形象。 因此,一個角色是由「什麼物質」構成的,在《綻放年代》裡成為讀者及作者按圖索驥的彩蛋。 開始質疑框架的一代 書寫三○年代不只是堆砌物質文明,裏右也用小說回望歷史。某種程度而言,也是為了反抗,或者說藉由比較,廓清當局者迷的現下此刻,「有的年代看似迷茫,卻充滿翻轉的機會。」 「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美麗與哀愁,我父母那一輩的戰後嬰兒潮可能覺得肯打拚就會成功,他們可能工作二十年就能買房買車,並走入婚姻。到我們這一代,已不相信靠雙手可以打造比父母更好的生活,開始質疑很多現有的社會框架,並試圖解構。」 解構什麼?例如婚姻,「如果婚姻是愛情的結果,為何我不能持續愛情就好了?」裏右說。 但愛情並非純然的晶礦,透明間總有雜質,在《綻放年代》裡,是男女主角社會地位的巨大落差。各式羅曼史從珍.奧斯汀到時下偶像劇,都常見戀愛中人面臨階級不對等的難題,有時是小小的絆腳石,有時則是作者想藉此呈現的社會剖面。裏右欽慕的珍.奧斯汀正是後者。 「小時候讀《傲慢與偏見》,只覺得是普通的愛情故事,但年紀稍長後重讀,發現它其實是道德訓道書,告訴你女人該怎麼活:如果像班奈特太太那樣無知,總有一天會被先生厭惡;如果像珍一樣軟弱,就會被欺瞞;如果像麗迪亞那般衝動,就會陷自己於不堪;如果像夏綠蒂那樣理性,婚姻就會很無趣。」 「《傲慢與偏見》是我的人生之書。我覺得《傲慢與偏見》很厲害,想說的東西其實很老派,就是女人要循規蹈矩,又不能太無趣,要有自己的想法,又不能超出社會給你的框架。這就是小說的功力,把無聊的道理表現得讓人想看。」《綻放年代》也確實安排了一個角色作為女主角的殷鑑,其原型便是來自《傲慢與偏見》的麗迪亞。 那麼,裏右同樣寫愛情故事,也愛看珍.奧斯汀,會不會也成為一個社會告訴你該怎麼活的女性?裏右的答案很坦率,「我就是一個活在框架裡的人,但是閱讀讓我知道原來框架是這樣。」 愛情在坦露中滋長 裏右最心儀的小說是珍.奧斯汀《傲慢與偏見》。談起《傲慢與偏見》,裏右立刻如數家珍的評點裡頭的女性角色。 那《綻放年代》的女主角迷迭香呢?她是否知道自己活在框架中?平心而論,迷迭香不是討喜的女主角。讀者一開始很難知道她要什麼,直到最後裏右才揭曉迷迭香面對事情裹足不前的原因。此刻,裏右的身影又和迷迭香重疊了。 不過,裏右也藉由迷迭香的身世謎底,探討愛情乃至人與人之間的權力宰制,這包括她與咖啡店主人山下先生的關係。山下先生之於迷迭香,前者是有社經地位的「父親」,後者則是被權力領有的女性客體──也像日本之於台灣。然而,山下先生其實也是框架裡的人,只是那個框架是對他有利的父權。於是,迷迭香在小說裡顯得動彈不得,直到遇到男主角李賀東。 李賀東與迷迭香之間更涉及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但裏右在小說中讓他們緩緩靠攏,「愛上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很危險,因為很容易被一腳踢。還不認識一個人時,我們用客觀條件去評價人,就像女主角一開始打量李賀東。但人跟人認識後,透過相互坦露傷痛,就能模糊上下關係。」  小說裡,女主角的女給身分與李賀東的身世背景,從門不當戶不對到兩人相忘於江湖。流轉之間,是1935年的台中地震,是日本政府為慶祝殖民四十年的台灣博覽會,是一張前往滿州國的船票。 帝國消逝之後 小說提到的台灣博覽會,是日本殖民台灣的重大事件,其實就是殖民政府的成果發表會,一方面展現台灣有多文明,一方面宣揚日本治台有功。殖民陰影終成為這部小說揮之不去的背景,兩人最終選擇前往滿州國,也是當時日本政府不斷宣傳滿州國新天地的結果。儘管我們看不到女主角的政治自覺,他們的命運仍隱隱與帝國牽連。 裏右寫日本殖民的摩登時代,對此,或許不同史觀的人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她想呈現的是歷史事實跟歷史解釋的區別。前者能客觀呈現,後者則很難統一。包括寫到滿洲國,她也表示多少想為滿州國平反,「就像袁世凱在歷史課本一登場就是壞人,但他年輕時穩定朝鮮,在壬午軍亂中調解各方勢力,政治手腕高超,課本卻很少提這些事。」因此,日本殖民台灣有其客觀可呈現的部分,發為小說,便是《綻放年代》。 縱然讀過歷史的我們都知道「綻放年代」不過十年,隨後便是大平洋戰爭爆發,以及白色恐怖時期。迷迭香與李賀東的愛情,或許終究難敵時代。但裏右說,「愛情不就是只看當下嗎?」 我想起1937年的一篇日本時代台灣文學名作──翁鬧〈天亮前的戀愛故事〉,以頹廢的口吻道出對愛情的渴慕: 「只有戀愛才是能夠完成自己的肉體與精神的唯一軌跡。我不敢說是奇蹟。它正是軌跡。為的是只有它,也就是只有戀愛,才能夠在這個宇宙間畫出我所尋求的某一個點,畫出能在一切條件上使我滿足的唯一的一條線。如果從這個意義出發,說它是奇蹟也未嘗不可。」 奇蹟是可能的。就像《綻放年代》書寫殖民時代的愛情,以小馭大,讓我們看到歷史曾有的樣貌與活過那時代的人。帝國已在少女花影下荼蘼,但她的戀愛故事才正要天亮。 《綻放年代》購書連結:博客來:https://bit.ly/2XjGXr0誠品:https://bit.ly/2RS6Msg金石堂:https://bit.ly/2Nt5rtm讀冊:https://bit.ly/2RUvS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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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在現實的廢墟中製造天堂 議題派小說家甘弟

立即閱讀:《千紙鶴:秘密》 甘弟本名邱宗翰,寫有《百工之人》、《千紙鶴》等社會議題強烈的長篇小說。身為小說家,他積極介入現實,用文字直逼各種議題,包括核安、廢死、長照等。然而,如此入世的寫作姿態,其實來自他出世般的苦行生活。 過分認真的甘弟,使他的寫作與生活都成了修行。 他曾閉關四年,斷絕與外界所有聯繫,每天只寫小說,用腦過度,患上頭痛毛病;他奉行永續和諧理念,吃全素,還有全套環保器具,環保吸管、環保筷,以及三組環保袋交替使用。待人接物他也一貫決絕。朋友酒駕,他送對方一組佛教樂器——磬,希望友人振聾發聵。豈料對方再犯,他便與之決裂。 甘弟在補習班教國文,他說自己是「說書人冒充國文老師」,透過講述一個個故事讓學生對知識與世界充滿好奇。 對此,甘弟只說:「我寧願孤獨也不能違背自己的理念。」結果是他的朋友少到結婚時只發了四張男方親友喜帖。孤獨的時候,他用寫作頂住大而殘破的世界。其實,他身殉文學的態度,從筆名就看得出來。 小說是自我追尋之路 訪問一開始,我便好奇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筆名從何而來。聊著聊著,我們岔題了,甘弟復主動提起這個問題。他說來源有三,首先是他的精神導師──甘地。他用這個名字寫作,希望每次見報都像在宣揚甘地的精神。此外,「甘」也來自《阿甘正傳》男主角──阿甘母親要阿甘遇到問題時就往前跑,他便跑了一生的長度,「很多人覺得阿甘很笨,但我覺得這是堅持,不是笨。」就連筆名也是他自我砥礪的工具。至於最後的弟字,則是因為他是家裡的老么。 甘弟現於台中教補習班。之所以選擇補教業,也是因著寫作,「這是花最少時間可以獲得最多金錢來支持我寫作的行業。」甘弟總是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說書人冒充國文老師」。然而,說書人想說的是自己的故事,「在課堂上我說故事,但不是我想說的故事。既然我教書已為了迎合市場,寫作時我只想寫自己想寫的。」 正因如此,甘弟筆下的故事儘管千迴百轉,仍往往是自我追尋與辯證的過程。長篇《百工之人》講童年悲慘的撿骨師意外尋得生父遺骨,既尋回自己的前半生,也為作惡多端的父親贖罪;《千紙鶴》藉一樁老人院命案帶出母女和解的故事。命案不是重點,案件周圍的情理才是小說家著力之處;愛與孤寂與失落,放在罪與罰的天秤上,該如何衡量?《千紙鶴》裡看似難解的習題,卻成為甘弟目前最滿意的作品。此外,還有短篇〈地下的教堂〉、〈凱達格蘭的獨舞〉、〈有福〉等,分別聚焦勞工、蘭嶼核廢料、核安議題。 寫出蒙塵角落的故事 甘弟的小說總可見若干社會議題,他說自己最崇拜托爾斯泰,寫作是「用文學記錄社會運動,把很嚴肅的議題說得很精采。」他住在圖書館附近,不是在埋頭寫作,就是在圖書館翻文獻找資料,或在前往圖書館的路上。 我提到他的若干小說讓我想起黃春明,同樣聚焦底層,也往往讓他筆下的小人物在黑暗中一步步通向有光的所在,「上層的成功故事天天都在流傳,底層發生什麼事卻沒人看見。如果我不去寫,可能就沒有人在乎了。我甚至想寫動物的故事,為動保說話。」 「我寧願孤獨也不能違背自己的理念。」甘弟把自己的生活與寫作都變成了修行。 是否透過小說向讀者灌輸自己的價值觀?甘弟說,「我想呈現真相,寫完後我自己會有答案,至於讀者,就讓他們自己領會。在我的小說裡,沒有主要的聲音,每個角色都有發言權。」好比《千紙鶴》裡的法庭攻防涉及死刑議題,甘弟承認自己支持廢死,「我不怕讓人看見自己的觀點。做一個負責任的作家,必須有勇氣提出你認為對的答案。」 於是,我們談到文學如何與現實重疊,小說太貼近現實,是否便成新聞照抄,以及小說會不會與非虛構文學沒有了區別?「當現實與戲劇性衝突時,我會選擇後者。對我來說,報章雜誌仍有破口,得透過小說去探索。」我想起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裡申明的:「小說比歷史更真實,因為它超越了可見的事實。」相較於真實,甘弟同樣追求說故事的力量,「故事只要存在,世世代代的人都會讀,藉此回到那個時空。」甘弟說,他的小說與非虛構文學分進合擊。 甘弟用小說發聲,但小說的力量在當代恐怕已式微。我們聊到台灣近期以文學改變社會的例子,兩人腦中頓時一片空白。不過,甘弟舉了一個反例。幾年前加拉巴哥象龜亞種之一,平塔島象龜僅存的「孤獨喬治」死亡,該物種遂宣告滅絕。許多人以此為創作主題,看起來是悼念一個物種的消亡,然而更多是因為「孤獨喬治」帶來的孤寂感太過強烈,讓人浮想聯翩。甘弟說,文學處理議題不免走向抒情,最後往往也只能抒情式結束,他自己則儘量避免讓小說流於濫情的同情。 或因如此,寫作路上的甘弟是孤寂的,他說自己寫小說沒有市場考量,冷門也沒關係,「我是我自己最忠實的讀者,因為我寫的都是我自己想知道的事。」  創作是歡愉也是贖罪 甘弟的創作之路有自我質疑,也有至高無上的成就感。他說寫小說可以給他極大的快樂,「我只是在抄腦中跑出的文字,彷彿我身在其中,聽到小說人物的對話。寫作讓我上癮,非常痛快。」他形容寫小說寫入神是「上帝親吻的時刻。」他的小說癮頭多重呢?甘弟當兵時在野地出任務,因為想寫小說,跑到連長的指揮所,戴著鋼盔,用NOKIA手機3310當光線就開始寫,同袍看到還嚇了一跳。 甘弟關注時事,除了寫作,也上街頭;對他而言,兩者有同樣振聾發聵的效果。 不過,創作不是全然幸福的一件事。甘弟把生活過得像是修行,寫作對他而言,也是修行的一部分,「寫作對我是贖罪,既然苟延無恥的活著,就要靠寫作救贖。」 創作之於他的矛盾,或許從他筆下的女性可窺見一二,「我小說中的母親常常是妓女或癱瘓者,因為我的家庭非常複雜,我媽在酒店上班,我爸是警察,我有兩個姊姊,一個同母異父,一個同父異母,後來才發現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我媽還有很多『叔叔』,我爸也有很多『阿姨』。我媽上班時間很晚,小時候看到她,她幾乎都在床上睡覺。」母親對甘弟來說,是難解的存在。他說母親有躁鬱症,全家不知該如何面對,便逐漸瓦解;獻給媽媽的小說寫完,想給她看,「但想起她帶來的痛苦,我猶豫了。」 小說家瑞蒙卡佛談人生,說:「對大多數人而言,人生不是什麼冒險,而是一股莫之能禦的洪流。」甘弟投身洪流,透過書寫,讓自己也變成洪流的一部分。談及他計畫中的大長篇小說《人造天堂》,是以巡禮各國各地的方式檢視人類的存在,也是他永續、和諧理念的延伸。 「我們製造了一個廢墟,要怎樣讓它變天堂?」這是小說家甘弟的天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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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專訪《羊來了》作者黃願:凝視深淵,也要避免讓自己變成深淵

立即閱讀:《羊來了》四十四歲的黃願,人生可以用許多事件劃分,例如遇上皇冠創辦人平鑫濤先 生,患眼疾,以及轉換小說路線寫出《羊來了》等「之前與之後」。採訪開始前,黃願嗅到了店員端來的咖啡,便分析起風味。原來他的人生有另一個咖啡版本的「之前與之後」。 眼疾確診後,他自我放逐到非洲,不經意喝到當地咖啡——磨完直接煮,甚至還有咖啡渣,但那原始的苦澀滋味使他日後喝咖啡都索然無味。他笑說這樣也好,反正目前接零工維生,借住朋友家,也喝不起咖啡了。看似豁達,其實是行過暗黑之心才有的轉變。 患罕見眼疾 自我放逐到非洲  2011年,黃願罹患遺傳性疾病「福斯氏角膜內皮失養症」。他仍清楚記得那天一覺醒來雙眼都是分泌物,以為自己得了怪病。從診所轉診大醫院,醫師鐵口直斷,要他不抱幻想與希望,就是排隊等換眼角膜,還給了他大限:十年。十年後,他將陷入黑暗。 「醫師說我眼睛裡一格格的細胞壁在慢慢消亡,直到儀器判讀不出為止。」確診至今過了七年,黃願的左眼已判讀不到細胞壁,「現在我寫半小時到一小時就受不了,角膜裡像有東西在滾動,在摩擦。醫師吩咐我不要再用電腦,每次寫東西都是在耗損眼睛。」彷彿以物易物,鍵下一個字,眼睛裡的細胞壁就會消失一個。黃願接受生病,但還在抵抗不能寫作這件事。 在皇冠連續出了幾本書,黃願走上平先生給的愛情小說之道,而後反叛他,寫探討校園霸凌的《羊來了》轉型。談起平先生,黃願彷彿變回了小孩,「我想證明平先生沒有看走眼,我是能寫的。」回憶當初,他知道自己得病後非常抗拒,還想會有奇蹟發生,「那時躺在床上餓到受不了才起來,要等身體的痛苦大於心理,才能忘記自己會失明,但吃飽了,又開始想自己會瞎掉。」 「後來我意識到我最黃金的歲月會在失明與等待眼角膜之間度過,就更加逃避;友人越是寬容我,我越是想逃,便決定逃到某個國家,就這樣帶著比背包客還少的行李跑到非洲。」非洲之旅,是自我放逐,也是自棄,「內心其實想的是不回來,甚至回不來都好,所以我跑到中非內戰國家,想說一發子彈過來,我幫某個人擋下,就這樣救人一命順便掛掉也不錯。」 為什麼是非洲?其實還有一個夢幻的原因:想看張國榮演的《金枝玉葉》裡提到的非洲大草原。「我很幸運,第一次去就看到三色連天,一邊是雷雨,一邊是晴天,還有夕陽。同時看到世界有三種景象,內心覺得哇,從此不一樣了。」 遇文學貴人 開啟專職寫作  非洲之旅前,罹患眼疾前,黃願曾有段快意人生,「我做過藝術行銷,待過政治人物基金會,以前碰的是酒色財氣,可以說非常世俗,離所謂的文學很遠。」說起來他之所以寫作,也與生病有關。 「以前年少得志,有貴人幫忙,覺得自己可以做出一番事業,有一天得急性肺炎,醫師跟我說:『你才幾歲,不要這樣過日子。』我開始想:我真的要這樣的人生嗎?那時候無聊開始看網路小說,我還記得是王蘭芬的《寂寞殺死一頭恐龍》,還到台大椰林追連載。發現原來小說想寫就可以寫,便開始寫了。當時最多迴響的是在武陵高中的BBS,高中生無聊就幫我推,漸漸有人知道我。後來到第一家出版社紅色,再到皇冠,遇到生命中的貴人平先生。」 隨後,黃願在皇冠連續出版《幸福來了》、《關於我們》、《剪刀石頭布》、《九局下,追愛開始》等,《剪刀石頭布》更在2006年改編成偶像劇。談到平先生,他的語調急切了起來,「當時平先生建議我寫愛情小說,甚至幫我規畫,給我概念跟章法,讓我去寫。後來我寫愛情小說寫膩了,有一天把連載完的《羊來了》交給平先生。他看過後,很客氣的跟我說是他以前耽誤了我,這才是我真正該寫的。」 平先生之於黃願,是文學貴人也帶有某種「影響的焦慮」;他走上平先生給的愛情小說之道,而後反叛他,寫探討校園霸凌的《羊來了》轉型。黃願既承接也超克平先生給予的,包括平先生對這本書的祝福,二話不說就決定出版。因此,談起平先生,黃願彷彿變回了小孩,「我想證明平先生沒有看走眼,我是能寫的。」 出身底層 見證霸凌背後的故事  從早年的都會愛情故事到血性十足、異常黑暗的《羊來了》,很難讓人想像是同一個作者。這樣的改變,與其說是刻意轉換路線,不如說是回歸。黃願是宜蘭人,生長於霸凌議題還未浮上檯面的時代:關於校園霸凌,他國中時「該旁觀的都旁觀過了,該欺負的都欺負過了,該欺負回來的也欺負回來了,大概看得差不多了。」很多前輩說《羊來了》太暴力太黑暗,要黃願不要寫這種東西。甚至有編輯開玩笑說要幫黃願背黑鍋,要是真出事了,就推說是編輯寫的。黃願也坦承,其實小說有真實學校名,不過爭議太大就拿掉了,「但是你看那些名校不是天天有學生上社會新聞嗎?」黃願給了句回馬槍。 「美劇常說:『Suck it up.』我就是活在這樣的環境,霸凌對我們而言就是乖乖吞下去或反擊。我發現那些校園惡霸其實家裡不是幫派,也沒特別高大,只是他們下課後就去撞球間、遊樂場,跟混混打交道,喊幾聲大哥就能狐假虎威。後來我也照做,做得比那些人更好。過了幾個星期,換我推那些惡霸的頭。」 服膺食物鏈的運作,成為比野獸還野獸的怪物,難道真是解決之道?在《羊來了》裡,溫馴的被害者起身反抗,最終沾滿血腥;凝視深淵,直到自己也成了深淵。對此,黃願其實也思考過,「當我成功擺脫困境,再看別人被欺負,就覺得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只要進入那個環境,變成那樣的人,就能夠反擊。但我沒想過有些人是『不願』成為那樣的人。」 《羊來了》裡的角色,不論是受害者或加害者,無一善終。我問有必要安排得這麼絕嗎?黃願說,這是投身深淵的代價。當你選擇成為野獸,血性便烙印在你的身上。此時,正義與復仇已難分難捨。 寫出旁觀之惡 正視霸凌幽微處 《羊來了》還有一個寫作契機:2010年桃園八德國中爆發嚴重霸凌事件。八德國中事件是台灣校園霸凌處理的分水嶺,更演變成政治危機——時任教育部長吳清基說霸凌是「小事」,點燃群眾怒火。 黃願當時看到吳清基的「小事說」,很生氣,心想:「喔,是小事?那我就寫給你看。」正因如此,《羊來了》充滿不得志大人與無人在意的小孩的聲音與憤怒,「就算寫出來是狗吠火車,我也要吠一下。」 2012年小說出版後,很多文壇前輩跟黃願說這本書太暴力太黑暗,要他不要寫這種東西,說對名聲不好。甚至有出版社編輯開玩笑說要幫黃願背黑鍋,到時候真出事了,就推說是編輯寫的。黃願也坦承,其實小說有真實學校名,不過爭議太大,統統拿掉了,「但是你看那些名校不是天天有學生上社會新聞嗎?」黃願給了句回馬槍。 除了霸凌加害者與受害者,《羊來了》還處理了看似隱身、無關的旁觀者。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研究所統計,有高達七成八的高中生曾旁觀霸凌。旁觀他人之痛苦,有沒有責任?黃願說,霸凌發生時旁人往往認為「只要別人被霸凌,自己就沒事了,就像羔羊被獻祭。此外,旁觀者受霸凌震懾,被迫接收社會結構的黑暗面,隨之而來的罪惡感也成為日後人生的負擔。」 2012年臺北大學犯罪研究所論文《被遺忘的主角:霸凌事件的旁觀者》也指出,旁觀者與霸凌者關係佳或與受害者不佳,將使他們樂見霸凌發生。同時,旁觀人數愈多,沈默的人也愈多。歸根究底,我們可以沈默無聲,不過是因為羔羊在慘叫。 寫小說多年,黃願坦言:「我想被大家看見。」也自嘲他出道時遇到網路小說沒落;寫《羊來了》轉型,又遇到書市冰河期,「我希望我可以更好,而不是運氣不好。」黃願最後說。 《羊來了》最後,黃願設計了一個終極手段,要讓所有人意識到霸凌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希望小說出來後,讓人嚇一跳,」至於手段為何,就留待讀者自己受到驚嚇。 距離十年大限只剩下三年,黃願已習慣弱視。他在咖啡館起身上廁所,陪行友人急忙扶他,他揮了揮手,堅持自己起身,說自己「定位」一下就好。原來每到新場所,他會先觀察桌椅擺設等地形,當坐下再起身,摸一下來「定位」就能不倚靠旁人。這項定位技術還能陪他多久?沒人知道。黃願訪談間說他的人生「是黑暗物質吸收體,很難看到光明面。」至少在黑暗來臨之前,他有黑色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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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林靜儀談《診間裡的女人》──讓女人走出診間,也走出玩偶之家

立即閱讀:《診間裡的女人》訪問林靜儀之前,其實我內心已有一個故事模板:急公好義的俠女醫師看不慣女病患──面對家父長制社會日久成病,決心進入體制改變。這樣的故事在台灣並不陌生,昔有為台灣寫下〈臨床講義〉診斷的蔣渭水,今有每天出現在政治新聞的市長與院長。 訪談後,我發現我失算了。林靜儀的版本沒有這麼簡單,也沒有這麼勵志。 病症下的難言之隱 林靜儀現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轉戰政治圈之前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擔任婦產科醫師十多年。她的白袍資歷完善,專攻遺傳諮詢與青少年專科,因為看診細心,晚間門診往往到凌晨十二點。 她笑稱那個時期是在胯下生活,但身為婦科醫師要面對的不只是胯下,「婦產科除了急症外,通常不會非常困難,重點是女性面對疾病時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處理自己與社會的拉扯。」醫病,更得醫心。 「總醫師生涯快結束時,我開始看門診,有一個陰道炎的婦人求診。陰道炎是很簡單的疾病,往往是壓力大睡眠不足導致抵抗力下降。我照著教科書上的步驟,問她最近是否太累睡眠不足,結果她就哭了。她說兒子出車禍,最近徹夜難眠。」 林靜儀說,這使她震撼,眼前來求診的女性不僅是一名病人,也是一位傷心的母親,「我照著步驟診斷,她卻丟給我這麼大的她人生的挑戰。」 今年,她將婦科經歷寫成《診間裡的女人:婦產科女醫師從身體的難題帶妳找到生命的出口》,追述學醫過往,也記錄碰過的棘手病例,像是尋求陰道整形的已婚婦女、人工受孕卻想終止妊娠的媽媽,以及非預期懷孕又拿不定主意的青少女。這些病人看似離奇,但真正離奇的是讓這個女性覺得自己有病的社會。 林靜儀說,這些診間裡的女人的故事最初是她下診後寫在臉書上的日誌。「當時我有一個病人得乳癌,她婆婆竟然叫她出家。我當天心情很差,跟同事抱怨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事。醫院工作是我全部的生活,下了班,其他女性的故事就掛在我心上。我很想記住她們的某段人生經歷。」 因此,這本書也是她醫師生涯的總檢討──裡頭許多病人都是她下診後卻放心不下的,也有案例是她多年後常常回想是否有更好的處置方式。另一方面,她希望透過這些故事讓女性明瞭身體自主。 身體自主這個概念在現今是老生常談,但林靜儀說,「許多事業學業再成功再強勢的女性,面對生育結婚就會縮回很弱的角色,不是聽爸爸媽媽的話,就是附和身邊男人。」 林靜儀舉的例子是她在診間很常見的景象:非預期懷孕的女性跟「肇事者」一起來找她,她都會問女方:「你的懷孕計畫是什麼?」更淺白的話則是:「你有打算生小孩嗎?」女方往往回頭看身後的男人,男人搖頭,女方也跟著搖頭。 書裡有另一個例子可對照──一名穆勒氏管發育異常,導致無子宮無陰道的女病人。她來看林靜儀的診,只是想確認自己「真的」沒有陰道。最後,她拒絕做人工陰道。林靜儀這樣描述那名女子的身影:「她帶著解開謎團的表情,起身跟我點了個頭,微笑了一下。」這名試著掌握自己身體的女子呼應林靜儀說的:「當女性能長出對自己的信心,很多以為的疾病也就沒那麼嚴重了。」 身為醫學系的異類 從醫病到醫心,有趣的是林靜儀當年真的想投身精神科。不過出於急性子使然,她傾向「藥要病除」,馬上就能看到治療結果的婦產科──豈知婦產科更多時候使不上力的是病患走出診間後的人生。 婦產科高壓力高風險,我好奇究竟有何迷人之處。霎時,林靜儀的臉亮起了光,整個人的語態也變成柔軟的質地,「因為都是女人,跟女人討論她們的困境或分享她們開心的事,很吸引我。再者,我真的可以治好她們。我陪伴這些女性度過生命的重要時刻,目睹她們家庭成立的過程。看著寶寶出生,爸爸在旁邊哭得亂七八糟,好可愛喔。」 不過,林靜儀不是一直順水順風,最初她得面對不信任的醫病關係。實習時,男病人往往因為她的性別質疑她。正式成為醫師後,遇到癌症這種大手術,也有人質疑:「你是女生欸,會開刀嗎?」成為主治醫師前幾年,也遇到產婦家屬婆婆媽媽看到她就說:「醫師這麼年輕喔?」林靜儀說,這話不是在稱讚她,沒說出口的是:「你可以嗎?」 執刀中的林靜儀。婦產科其實是需要動刀的科別裡較少長刀(開刀時間極長的手術)的科,即使是大型的癌症根除手術,順利的話,都能在幾個小時內完成。 女醫師的挑戰遠較男醫師艱巨,因為女病人身上背負的家庭責任也落在女醫師身上。林靜儀說,許多女性不選擇辛苦的婦產科,常見的理由是覺得無法兼顧家庭。這對以女性主義者自許的林靜儀來說,顯然不是理所當然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去問男醫師怎麼兼顧家庭呢?難道我們都預設男醫師會拋家棄子?」同理,政治圈也是如此。 性別無所不在,從醫院給新生兒的毛毯,男生慣以藍色,女生則是粉紅色,就可略窺一二。林靜儀由是談到她的女性主義之路,「我是父母雙方家族的第一個小孩,自小沒有接受太強烈的重男輕女,加上小時候長得不好看,沒有被當作洋娃娃。到了國中,我才知道其他家庭不是這樣。最讓我印象的是,我國一都是第一名,老師就跟我說:『國二有物理化學,這些科目男生比較會,國二你就會輸給男生。』這些話讓我很不舒服,也是第一次意識到別人會因為你的生理性別給你不同待遇。」 念醫學系後,林靜儀更發現自己的性別是「異類」,「老師在課堂上希望學生不要打瞌睡,就在投影片裡放女生的清涼照。男生當然都很開心,我就想:『我呢我呢?我也在教室裡欸。』抽學伴時,我們也被跳過。彷彿我們是外人,不該闖入這裡。」就是在此時,林靜儀參加左派社團,接觸女性主義。 林靜儀的外人說,讓我想起前陣子東京醫大鬧出的歧視風波──校方為排擠女性入學,長年暗地壓低女考生成績。我可以想像林靜儀看到這則新聞,面露不以為意,同時為不公正被揭發叫好的神情。 有餘裕才有選擇權 我發現林靜儀不說「未婚懷孕」,而稱「非預期懷孕」,同時她明言討厭別人說結婚生子是「修成正果」。她說,社會隱約形成的對錯是非──例如結婚生子是正道,反之,未婚生子是歧路──往往讓女性動彈不得,「這不過是人生選擇,不是選另一條路就不好。」 進入政治圈,獲得更大的權力,能否動搖這些隱而不彰,甚至不知為何存在的價值判斷?我更想問的是,林靜儀從診間走到議事殿堂,是否發現結構早已鎖死,難以鬆動? 診間的子宮模型,是林靜儀看診時很愛使用的道具。 林靜儀說,步入政治圈是她可以想像的人生道路。至於能否「做更多」?她在當醫師時就發現很多問題是診間外的,同時,女性面對問題的姿態更關乎她的社經地位,「從醫我發現有機會發言的往往只有一小群人,更多人連自己需要什麼都不知怎麼說。例如避孕。對一些女人來說避孕很簡單,男人不想戴套,你就把他換掉,但很多女人沒有換掉老公的能力,也就沒有發聲的權利。」 「以前我面對病人,常自問:『我給她的選擇夠不夠多?』當政治人物後,帶入這個思考,回到根本是很多女性處在相對支持少的空間,所以她們動彈不得。這不是法律明文規定就能解決的。」 林靜儀以非預期懷孕為例,指出國家對小媽媽小爸爸的政策就是給錢加輔導,但我們其實很少尊重他們作為獨立個體的意願,幫助他們做決定,「這些人往往從需要支持到缺乏支持。」 他們是國家政策無法照見的角落,因為早已被掃進社會的暗處,「如果我們認為結婚生小孩是好的,沒結婚生小孩是不好的,就永遠無法把後者當作該支持的對象。」 歸根究柢,林靜儀認為台灣社會對人生的想像太過單一,「例如催生拯救出生率,大家就是鼓勵結婚,但沒有結婚的人也會生小孩啊,就像大學女生也會懷孕。但你想想看:如果政府在大學設立托兒所,有多少人會不滿?然而,這是給女性做出不同抉擇的必要空間。」 從政後繼續走鋼索 林靜儀談女人多,聊起男性似乎都沒好話。不過,林靜儀說,女性主義也照顧男性,男性也可能是父權的受害者。她在課堂上教性別意識,問男學生:「如果你被性騷擾,你知道打給誰申訴嗎?」他們就傻了。接著,大家開始聊起曾讓自己「感到不舒服」的經驗。林靜儀說,「當男生發現自己有可能是受害者,我們就會一起努力。」 在林靜儀身上,我們可以輕易找到許多標籤,諸如進步女性、女權支持者。但林靜儀坦言,「我站在所處的位置看很多議題,也知道很多女性未必如此,她們面對這些議題時沒有信心。」 採訪這天,林靜儀穿著乍看有點像白袍的上衣,而她自己的醫師服還保留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所以,林靜儀的故事終究不是醫者夢想診斷社會,順利摘除病灶的版本。 我想起同樣學醫的魯迅寫過篇文章〈娜拉走後怎樣〉──談易卜生《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擺脫丈夫控制,選擇出走後的下場。魯迅的結論是:沒有經濟能力的娜拉不是墮入風塵,就是乖乖回家。女人要走出的不僅是診間,更要剪掉她身上、讓她成為傀儡玩物的線。那線往往來自最親密的人,甚至帶著期待與祝福。 訪問最後我問她想不想重披白袍?林靜儀說她一直有回醫界的想法,坦言從政的成就感不及醫師,「以前我說服病人,說服之後我們就能往下一個療程走,現在我要說服的遠遠不止一個人。」除了說服人,政治人物不免要面對攻擊,「我們習慣了接受短訊息,而非邏輯;短而錯誤的訊息容易流傳,需要脈絡的則否。」言談間顯露倦勤嗎?不如說是林靜儀一直都知道問題要夠棘手才是問題。 《診間裡的女人:婦產科女醫師從身體的難題帶妳找到生命的出口》最後一篇寫林靜儀為一位體重破百的媽媽接生,接生時更意外發現是生產過程中非常危險的肩難產。當時有朋友勸她少接這種高風險高醫療事故病人,她只說:「產科醫師,就是這種一直走鋼索的行業。」從政,或許只是換了條鋼索。 林靜儀要繼續當走鋼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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